湖北省人大


湖北省计划生育条例
颁布单位: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颁布时间:19871219

实施时间:19880301

失效时间:19911201

内容分类:计划生育管理



题注:（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１９日湖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目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晚婚　晚育　少生　优生

第三章 节制生育

第四章 奖　励

第五章 处　罚

第六章 附　则



正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为了使人口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生育必须按计划进行。提倡和鼓励晚婚、晚育，实行少生、优生，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要实行人口目标任期责任制。要制订人口规划，分年度逐级下达到基层，并组织、督促实施。各级人民政府的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计划生育工作。各有关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各司其职。 所有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镇的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的村民委员会，都要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认真执行人口计划，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第四条 夫妻双方均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 实行计划生育，必须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努力改变人们旧的生育观念；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辅之以必要的行政和经济的措施。

第六条 要加强计划生育的科学研究工作。

第七条 全社会应当尊重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所有公民必须支持他们依法履行职责。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应当秉公办事，尽职尽责，努力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第二章　 晚婚　晚育　少生　优生

第八条 男性公民二十五周岁以上、女性公民二十三周岁以上结婚的为晚婚。已婚妇女二十四周岁以上或晚婚后怀孕生育第一个孩子的为晚育。

第九条 普遍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孩子。禁止计划外生育。

第十条 夫妻双方属城镇人口，符合下列条例之一的，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 （一）第一个孩子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二）婚后五年以上不育，抱养一个孩子后又怀孕的； （三）夫妻双方系归国华侨的。

第十一条 夫妻双方属农村人口，除适用本条例第十条规定外，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 （一）夫妻一方两代以上是独生子女的；（二）男到独女家结婚落户的； （三）夫妻一方是二等乙级以上残废军人的； （四）夫妻一方因后天残疾而丧失劳动能力的； （五）夫妻只有独生女的。

第十二条 夫妻一方属城镇人口，另一方属农村人口的，按本条例对女方户籍所在地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重新组合的家庭，一方只有一个孩子，另一方没有孩子的，允许再生育一个孩子。

第十四条 符合本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规定要求生育的，由夫妻共同申请，经所属单位审查同意，属于条例第十条第（一）项和第十一条第（四）项的情况，还须经本市、县（含县级市或市辖区，下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小组鉴定确认，报市、县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批准，纳入生育计划，方可生育，但生育间隔期必须在五年以上。

第十五条 加强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 （一）凡外出从业和居住的流动人口，必须持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管理机构的证明，到从业和居住地的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办理计划生育登记手续后，方可办理暂住户口或寄住户口、营业执照和被雇请从业。办理暂住户口或寄住户口、营业执照和被雇请从业后计划外生育的，分别由公安、工商部门、雇请单位吊销其暂住户口或寄住户口、营业执照和予以辞退。任何人不得借外出之机逃避计划生育。（二）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的，由户籍所在地和现在从业与居住地的公安、工商部门协助计划生育管理机构按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三）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接收流动人口从业、居住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密切配合，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凡对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放任不管或知情不报的，应追究其责任。

第十六条 提倡优生、优育。坚决执行《婚姻法》中禁止近亲结婚等有关规定。要积极提倡、逐步推行婚前检查制度，县以上医疗卫生单位要开设遗传咨询门诊和婚前检查门诊，加强围产期保健。凡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生育的疾病的，禁止生育，应接受绝育手术；已怀孕的，应终止妊娠。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为孕妇鉴定胎儿性别。

第三章　 节制生育

第十七条 节制生育应采取以避孕为主的综合措施。已生育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无禁忌症的，应放置宫内节育器；对已生育两个孩子的育龄夫妻，提倡一方做绝育手术。计划外怀孕的妇女，应及早采取措施终止妊娠。要认真做好节育技术服务与指导、避孕药具发放与管理等项工作。 免费向育龄夫妻供应避孕药具。

第十八条 施行节育手术的单位，必须具备相应的手术条件；施行节育手术的医务人员，须经县以上主管部门考核合格。施术人员要具有职业道德和高度负责精神，严格遵守各项操作规程和诊疗常规，不断提高手术质量，以保证受术者的安全。

第十九条 接受结扎、放置和取出宫内节育器及其他节育手术的，经医生证明，按有关规定给予假期。 给干部、职工的假期，视同出勤，工资奖金照发；给农民的假期，可以抵本人当年的集体劳务负担的标工。

第二十条 施行结扎手术后，子女死亡或严重残疾，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条件允许再生育一个孩子的，由夫妻双方申请，经市、县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批准，可施行吻合手术。

第二十一条 节育手术费，干部、职工在本单位医疗费中开支；城镇无业居民、农民和个体工商户从计划生育经费中开支。计划生育所需经费，各级财政要列入预算，予以保证。

第二十二条 经县以上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小组鉴定，确因计划生育手术引起并发症、后遗症的，施术单位应予治疗。治疗期间，干部、职工工资照发；城镇无业居民、农民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由当地民政部门按一般社会困难户给予照顾，符合社会救济标准的给予社会救济。节育手术并发症、后遗症的治疗费用，按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节育手术费的规定开支；因施术者主观过错造成医疗事故而增加的医疗费用，由施术单位支付。 节育手术事故的处理，按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奖　励

第二十三条 晚婚的干部、职工，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十五天；晚育的干部、职工产妇，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产假十五天。增加的婚假和产假视同出勤，工资奖金照发。晚婚的农民，免去当年的集体劳务负担的标工；晚育的农民产妇，免去本人当年的集体劳务负担的标工。

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四条　一对夫妻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经乡（镇）人民政府或城市街道办事处批准，发给《独生子女证》，并享受以下优待：（一）独生子女从领证之月起至满十四周岁止，每月发给４元独生子女保健费。保健费，独生子女父母属干部、职工的，由所在单位开支；属农民的，从集体提留资金或其他集体收入中开支；属个体工商户的，从个体工商管理费中列支，其中市辖区、乡（镇）人民政府已从个体工商户收入中提取集体提留费用的，从提留费中发放；属城镇无业居民的，从计划生育经费中开支。夫妻双方是干部、职工的，由双方工作单位各付一半；一方是干部、职工，另一方是城镇无业居民或农民的，由干部、职工所在单位支付。（二）分自留地、自留山时，独生子女按两个孩子计算份额。独生子女户的住房和独生子女的入托（园）、入学、招工、就医、健康检查等，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照顾。 （三）农民夫妻只有独生女就领取《独生子女证》的，除享受独生子女的优待外，另发给一次性奖金；奖金来源和标准由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四）干部、职工中，属独生子女父母的，退休时加发百分之五的退休金。农民和城镇无业居民中，属独生子女父母丧失劳动能力、子女赡养又确有困难，酌情给予生活补助，所需经费从公益金或企业上交乡（镇）的补助社会性开支经费中列支。

第二十五条 对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视情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对医务人员做节育手术连续千例无事故的，发给适当奖金；此项奖金从计划生育经费中开支。

第五章　 处　罚

第二十六条 对计划外生育的，按下列规定处罚：（一）干部、职工计划外生育的，妊娠、分娩、产褥期的一切费用自理，不得享受托幼补助和困难补助，从孩子出生之月起连续五年每月扣除夫妻双方百分之二十的工资，连续三年不得晋升，不得加工资，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二）农民计划外生育的，按所在乡（镇）当年农村劳动力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收取夫妻双方的计划外生育费五年，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计收。 （三）个体工商户计划外生育的，按夫妻双方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收取计划外生育费五年，由所在街道办事处计收。（四）未到法定婚龄生育的，从怀孕之月起至达到法定婚龄准于登记后一周年止，每月收取男女双方计划外生育费各十五元至三十元。 计划外生育多胎或借外出之机逃避计划生育并超计划生育的，加重处罚。

第二十七条 领取《独生子女证》后计划外生育的，收回《独生子女证》和已领取的独生子女保健费以及奖励的财物，并按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罚。 28第二十八条　超计划生育的单位，当年不得评为先进单位。干部、职工每超生一个孩子，对其所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罚款五百元，并追究单位领导人的责任。属行政事业单位的罚款从行政事业费中扣缴，属企业单位的罚款从企业留利中扣缴。

第二十八条 按本条例规定收取的计划外生育费和其他罚款只限用于计划生育事业，由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和省财政厅制定使用和管理办法。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妨害和破坏计划生育行为之一的，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经济和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玩忽职守、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或造成重大事故的； （二）阻碍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侮辱威胁、报复伤害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的； （三）歧视虐待实行计划生育或生女婴的妇女，鉴定胎儿性别，遗弃、残害婴幼儿的；（四）有其他破坏计划生育行为的。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应予处罚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作出处罚决定。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的十五日内向上一级计划生育管理部门申请复议；十五日内未申请复议的，处罚决定生效。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的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十五日内不起诉的，复议决定生效。当事人对生效的处罚决定或复议决定不履行的，由市、县计划生育管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民族自治地方实行计划生育的具体规定，由自治州、自治县人民政府依据本条例的原则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有关问题由湖北省计划生育委员会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１９８８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本条例施行以前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的，仍然有效。

　　一、正确理解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功能

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应当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以及具有哪些功能和作用，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在西方国家，刑事司法体系与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法院统领着整个刑事司法，非法证据的最终确认和排除权一般都集中到法院。

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为典型的美国为例，自联邦最高法院1914年通过的威克思诉美国联邦案(Weeks V.United States)首创证据排除法则后，曾先后通过1961年的马普案(Mapp V.United States)、1966年的米兰达案(Miranda V.Arizona)等著名判例，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得到了确立和发展。而这些判例悉数都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制定。可以看出，国外那种由法院来负责对非法证据作出裁量的规则，是建立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体系基础之上的。

在我国，检察机关的设置和权力配置不同于西方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相比较，我国的检察系统虽然与警察系统和审判系统完全分离，但在权力隶属关系上不像美国等国家那样属于行政机关;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相比较，尽管诉讼理念相对比较接近，但机构的设置并不像大陆法系国家那样采用“审检合署”，也不实行“检警一体化”。在我国的权力结构中，检察权与审判权和属于行政权的警察权彼此独立，审判权、检察权和行政权平行设置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在机构设置上完全分离，在工作关系上相互配合与协调。在宪法的规定中，检察机关既属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又是与审判机关并列的司法机关。所以，在我国就不应当把非法证据排除的裁量权仅仅视为是由法官来行使。在刑事诉讼的很多阶段中，检察官比法官享有更多、更充分的非法证据排除机会。如果把西方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莫例外地运用于我国检察实践，就明显地脱离了中国的司法实际。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从法律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有权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主体包括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同时，侦查机关也不得将非法证据作为起诉意见的依据。审判机关主要是在判决过程中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核，并继而作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依据;检察机关主要是在审查起诉阶段担当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效性的角度进行审查。

就整个检察环节来说，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包括批捕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这两个阶段是前后承续、紧密连接的整体。审查批准逮捕、决定逮捕时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是检察环节的一个前置审查程序;审查起诉阶段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是后置审查程序。从证据审查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来说，审查起诉阶段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关注点要多于审查批准或决定逮捕阶段，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都集中在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后的侦查阶段。

二、注重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启动权的保护

一是加强对非法证据排除请求

权的保护。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仅仅依靠办案人员对规则的自觉遵守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在检察环节对证据的认定把好审查关，不仅是完成刑事追诉工作任务、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需要，同时也是保证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贯彻的关键步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启动，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对证据的可采性与合法性提出质疑的来源，决定着某一非法证据最终能否纳入正当程序加以排除。

检察实践中，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严谨的、动态的过程，仅凭检察官的个人见解和主观能动性，常常难以发现证据的瑕疵并进而对证据的非法性作出正确认定，在多数情况下都需要来自刑事被追诉方及其辩护人的要求和提醒。尽管检察工作人员通过受理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的申请，可以依法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但是，被追诉人由于其所处的不利地位以及对侦查机关所持的对抗态度，常常导致侦查人员对他们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要求抱有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从客观上讲，实践中也确实存在许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的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要求缺乏事实根据，对他们的要求进行必要性的审查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一般来说，辩护律师会比较客观地反映情况，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要求相对比较合理。但律师往往不是证据产生中的直接见证人，证据来源的间接性以及因辩护可能产生的功利主义思想，也可能促使他们作出错误的判断。

怎样在正当合理的请求与无理虚假的要求之间辨识、提出有利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线索，首先是必须加强对非法证据排除请求权的保护，在坚持程序正义原则的基础上，努力疏通诉讼言路，倡导执法公正，杜绝司法专横。

二是充分调动被害人或者第三方的积极性。有权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要求的不仅仅只有被追诉方，与案件处理结果直接相关的被害人或者第三方也同样享有一定程度的请求权。美国最高法院在明尼苏达诉卡特案的判决中就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得到别人允许在其家中短时间逗留的人对该人家受到非法搜查，有权利提出反对。也就是说，这些短暂逗留的人也有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权利。司法实践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要求的启动主体本来是很多的，问题是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启发和利用他们的积极性来发现非法证据线索，并保证他们的合理要求得到实现。

首先，应当从思想上提高对非法证据排除启动主体地位的认识，充分相信他们的合理要求有助于司法机关及时发现和处理非法证据，从而维护程序正义，保证司法公正;其次，应当为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提供畅通的渠道，让有合理排除要求的人有机会说、敢于说、愿意说，使合理的要求能够通过正当程序得到如实反映;再次，是要加强对非法证据排除启动者的法律保护，保证他们不会受到来自侦查人员、检察人员职务行为的阻挠和干预，从客观上消除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要求人所具有的畏惧心理和后顾之忧;最后，要从程序上尽量满足启动者的要求，使他们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权利得以最大限度地实现。

三、科学区分非法证据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的界限

检察业务工作中需要把握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非法证据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的界限问题，这不仅是诉讼理论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诉讼实践中长期纠缠不清的复杂难题。只有加深对这一问题的正确理解，才能促使司法机关从准确打击犯罪和加强人权保障的两难境地中坦然地走出来，从容地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从法律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采用的是强制排除原则，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类证据都不得被司法机关所采用;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实物证据，则采取了裁量排除原则，即只有当这些违法取得的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到司法公正并不能进行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时，才予以排除。也有的学者将上述两种排除方法分别称为绝对排除的原则和附条件排除的原则。法律作出这样明确的规定，并且将言词证据的排除原则与实物证据的排除原则分别加以规定，也主要是在努力解决我国刑事侦查中长期存在的刑讯逼供问题的同时，兼顾打击和惩罚刑事犯罪的需要。而立法的这一真正意图在于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因为如果不对非法言词证据进行强制性排除，侦查讯问过程中屈打成招的事例就会屡禁不绝。

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裁量排除主义原则，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现状是相吻合的。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在刑事侦查技术手段和高科技设备方面，都还很难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很多方面还远远不能满足打击智能化、技术化和信息化犯罪的需要。即使在竭力倡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美国，司法程序中所排除的实物证据，也主要是指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规定而取得的证据，这些证据的取得也主要是发生在违法逮捕、搜查和扣押的过程中。

笔者认为，完整地、准确地贯彻刑事诉讼法的这一立法精神，检察实践中应当坚持的原则是: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如果不是属于证明效力上的唯一性或不可再生性，一般情况下都应当予以排除;如果排除该证据将严重影响到对犯罪行为的应有惩罚，也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补正;在无法予以补正的情况下，也应当就证据的取得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解释和说明。

此外，对于利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线索，并依照该线索获取的证据，亦即通常所说的“毒树之果”，是否予以排除?在我国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很少有人关注。尽管“毒树之果”证据本身的收集程序是合法的，但这类证据在美国仍然属于排除对象，实行所谓“砍树弃果”;而在英国则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即实行所谓“砍树食果”。笔者认为，对“毒树之果”证据的排除应当有别于直接利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当然，对于造成恶劣影响或者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当属例外。

总之，对实物非法证据采取不同的方法处理是科学的，也是符合我国刑事诉讼规律和司法现状的。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