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人民政府


吉林省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退休费用省级统筹暂行规定
吉林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完善我省社会保险制度，进一步解决企业之间、地区之间职工离退休费用负担畸轻畸重的弊端，保障离、退休职工基本生活，增强企业活力，促进生产发展，维护社会安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国家有关规定，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全省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退休费用，在以市、县为核算单位统筹的基础上，过渡到以省为核算单位的统筹。
第三条 统筹范围：
（一）全省全民所有制企业，其中包括驻我省的中央部属企业（经国务院批准固定职工退休费用按系统统筹的除外）。
（二）中外合资、合作和外方独资企业中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职工。
第四条 统筹对象：统筹单位的固定职工（含混岗工作的集体所有制职工），离休、退休及按国务院国发〔1978〕104号文件规定退职的职工。
第五条 统筹项目（一）离、退休（退职）费；（二）生活补贴；（三）退休费补贴；（四）粮煤补贴；（五）副食品价格补贴；（六）冬季取暖补贴；（七）煤电补贴；（八）护理费：；（九）丧葬补助费；（十）一次性的抚恤费和救济费。
第六条 退休费用统筹基金，按照以支定收、略有结余、留有部分积累的原则，统一提取，统一调剂。提取办法是：各参加统筹单位按本单位固定职工工资总额与退休费用总额之和的16％提取，按月向当地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缴纳。为减轻企业负担，从劳动合同制工人和临时工两项
养老保险基金的当月结存额中，同时调剂50％到统筹基金中使用，其余50％作为积累。
统筹基金提取办法由劳动、财政部门共同研究，原则上一年一定。以后逐步过渡到以在职职工工资总额为基数提取统筹基金，逐步实现固定职工、合同制工人、临时工的退休养老基金统一提取、使用。
第七条 为了减轻国家和企业负担，提高职工的自我保障意识，实行在职固定职工个人交纳养老保险费制度。在职固定职工暂按本人标准工资的2％交纳，由职工所在单位在职工工资中按月代扣。个人交费数额将根据个人收入水平和国家政策调整，逐步适当增加。
第八条 退休费用省级统筹后，为了均衡负担，省对部分市、县和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吉林油田管理局、通化钢铁公司四户企业的增支、受益金额予以适当调剂。调剂办法一年一定，逐步过渡到全额增支、全额受益。东北内蒙古煤炭工业联合公司参加全省统筹，自
行平衡。在省对市、县调剂的基础上，市（地、州）对县（市），市、县对企业还应该采取适当办法进一步予以调剂。
第九条 为适应人口老龄化的需要，从统筹基金总额中提取2％作为养老保险积累金，积累金由省统一提取，分级存储，所有权属省。
省级统筹前，各地结存的积累金和结余金原则上留给各地专项存储和使用。
动用积累金，需经省批准。
第十条 各级劳动行政部门所属的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对统筹基金应加强管理，认真编制年度退休费用统筹基金和管理服务费收支预算、决算，经同级劳动行政部门审核，报同级财政部门核准，在政府预算中列收列支。企业应缴纳的退休费用统筹基金数额由当地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负
责核定，由企业开户银行视同工资予以扣缴。统筹基金实行专户储存，专款专用，由财政、银行、审计、工会等部门监督。
退休费用统筹基金存入银行的款项，按照城乡居民个人储蓄存款利率计息，利息并入退休费用统筹基金。
第十一条 统筹工作实行省、市（地、州）、县（市）三级管理。省以市（地、州）、县（市）为核算单位，一年一核定市（地、州）、养老基金基数。
第十二条 省对市（地、州）、市（地、州）对县（市）按照年初确定的基金数额，差额收缴与拨付。市、县（市）对企业可以差额收拨，也可以全额收拨。退休费用委托原单位发放，也可以由社会发放。
第十三条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吉林油田管理局、通化钢铁公司、东北内蒙古煤炭工业联合公司五户企业，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由省直接管理。
第十四条 退休费用省级统筹后，一年内由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从收缴的退休养老基金总额中统一提取不超过1．8％的管理服务费。管理服务费实行财政专户存储，预决算管理。
第十五条 统筹基金，企业在税前提取，营业外列支。企业应及时足额缴纳统筹基金，逾期不缴纳的，应按日罚5‰的滞纳金，并入统筹基金。滞纳金在单位自有资金中列支。经努力工作，个别市、县在年终仍欠缴统筹基金的，其欠缴额由省财政在对地方拨款中扣缴，转入省养老基金
专户。
第十六条 统筹基金和所提管理服务费，不计征税费。
第十七条 各级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有权核查参加统筹单位的工资总额和退休费用总额。对多报退休费、少报工资总额、冒领和少缴统筹基金的，除追回多领和补足少缴的统筹基金外，按其金额的5％处以罚款，罚款在单位自有资金中列支。追回的统筹基金和罚款，并入统筹基金。年
终超基数收缴的统筹基金留在市（地、州）、县（市），从超收的统筹基金中补提的管理服务费归所在市（地、州）、县（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使用。
第十八条 实行承包、租赁经营的企业，必须把缴纳统筹基金指标纳入承包、租赁合同。
退休费用省级统筹后，离休、退休（退职）职工与原工作单位的关系不变，由原工作单位承担的保险福利待遇不变。
参加统筹的单位，发生关、停、并、转时，对离休、退休（退职）职工的划分管理，由主管部门负责，并及时到当地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九条 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职工离休、退休（退职）手续，不符合规定条件的，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不负责支付退休费用。
第二十条 非财政拨款的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按本暂行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暂行规定与国家有关法规、政策相抵触时，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暂行规定由省劳动厅负责解释和组织实施。
第二十三条 本暂行规定自一九九一年十月一日起执行。吉林省人民政府吉政发〔1987〕123号文件同时废止。



1991年9月27日
社区矫正行刑方式观探微

孙竽 宋立军


内容摘要：
在我国，将社区矫正视为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但是从长远看，强化这种观点非常有害。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

关键词：
非监禁刑 社区矫正 行刑方式

一、中美社区矫正概念比较

（一）中国社区矫正概念
两院两部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概念是这样表述的：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二）美国社区矫正概念 [1]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s)可以定义为：它是为预防犯罪而设计的相互关联的一系列项目（programs，也可以译为“计划”）。它旨在允许犯了罪的人进行重新改善自我(re-integrate themselves)，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机会，使其不致再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建设诸如中途住所(Halfway houses )、日报告中心(Day Reporting Centers)、半归家(Halfback houses)等社区矫正的环境设施（facilities），集中针对罪犯的不同需求，进行多种形式的规劝和建议（counseling）。日常的矫正项目包括：教育和职业训练、毒品和酒精治疗、暴怒的处理和冲突的解决，当然不仅限于这些项目。此外，社区矫正也可以缓解（remedy）监狱过于拥挤的矛盾。例如：罪犯在监狱服满一定刑期后，州假释委员会就会下达假释令，让他们参加矫正项目，作为对监禁的变通方法（alternatives to incarceration）。

社区矫正的观念是一种理性的思维。首先，从广义上说，要弄清通常与犯罪有关联的主要因素。例如，与教育程度、滥用毒品、职业情况等有什么关系。其次，社区项目的设立，也是紧紧围绕这些主要因素的构成来建构的。再次，无论是缓刑罪犯还是假释罪犯，都被安置在这些设施中，而其中许多情况下是来自法庭或者假释委员会的特殊指令。也就是说，他们应受处遇的类型和数量都是明确的。最后，社区矫正的期望结果将是确定的。通过完成对矫正项目的实施，罪犯将不再有继续犯罪的行为，这样也就减少了犯罪。
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矫正的有效性，必须对社区矫正设施进行评估和测量，要确定其对罪犯（例如再犯率）和社会（例如犯罪率）到底有多大的影响。社区矫正设施的成功，唯一取决于组织的控制策略和项目被执行的方式。进一步讲，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必须对他们提供的服务负责。在一定程度上，社区矫正意味着，聘用高素质的职员，进行服务行为的评估，还要取得成果。

社区矫正设施的百分百有效当然是最理想的，尽管从研究结果看，有的州实现了。但是，要想全国都做到，恐怕要花费许多年去研究。然而，这毕竟可以说明罪犯在这种处遇方式中得益。相反地，联邦统计数据表明，监狱内的罪犯绝大多数都是多次犯罪者，超过60%的缓刑和假释犯很可能重新犯罪。因而，当今社会急需社区矫正。

（三）概念差异分析
社区矫正对于我国来说，无疑属于“泊来品”，我们本应对外国社区矫正工作进行全面而客观地考察，尤其是对它的概念内涵要有科学地把握，不能简单地把“社区矫正”这个新名词作为对 “五种对象”的监督管理教育的代名词，更不能将在本质上与监狱工作不作区分。

前述所引的美国社区矫正概念，给我们的启发是：它没有采取绝对化的定义方式阐述，而是用商讨的语气，给别人以充分的话语权。这是社会科学的特点决定的，这有利于社会科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相反，概念过于权威，是件很可怕的事情。由此我们方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各州社区矫正方式不是“大一统”。 [2]它还明确了社区矫正的目标——“旨在允许犯了罪的人进行重新改善自我(re-integrate themselves) ，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机会，使其不致再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把“重新改善自我”放在首要的位置，“提供机会”只是辅助的作用。它还解释了什么样的思维是“理性的思维”，并且指出社区矫正的具体项目和技术方案。

这个概念给我们的印象是，社区矫正的确不同于监禁矫正，但它又不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方式。实际上，在美国等一些国家的监禁矫正也贯穿着同样的“理性思维”。不同的是工作方法，社区矫正由于地域环境的优势，更利于借助社会工作的方法来矫正罪犯。

再来分析我国的社区矫正概念。姑且不说该概念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主要看它是否将社区矫正工作与监狱工作做了明确区分。第一，“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关着，一个是在社会上，这只是形式的不同而矣。第二，“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专门机关当然不同。但监狱要不要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呢？第三，“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这同监狱要达到目标是相同的。这里还有一个自相矛盾之处。社区矫正对象已经在社会上了，怎么又讲“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呢？特别是宣告缓刑的,根本不存在“顺利回归社会”的问题。当然似乎可以表述为，“促进其成功社会化”。这一点是监狱目前很难做得好的。许多人之所以犯罪，最根本的，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出了偏差，其社会化是不成功的。比如，青少年犯罪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这样的表述也值得进一步推敲。但最起码反映出社区矫正工作与监狱工作的不同来。

对某省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调研中发现，社区矫正工作所用的表簿册与监狱所使用的表簿册如出一辙。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竟然会把 “生病”的矫正对象抬到公益劳动现场，看别的矫正对象劳动，令其体验劳动的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怪现象？与目前的社区矫正概念灌输给我们的理念有无关系呢？

在设计社区矫正时，我们更多地强调行刑观。这是重刑主义在作祟，也反映出一种对矫正对象的敌视态度。社区内的罪犯是危险分子，当然必须使用相当于监禁的手段才行。我们民族向来缺少人文精神，人们总认为罪犯是“恶人”，要以恶制恶，这才是对“善人”的善。然而他们中一些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只是做了恶事的“善人”，同我们无异。况且，对于他们的犯罪，我们的政府、我们社区的每一个成员有没有责任呢？我们对他的犯罪当然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帮助他“重新改善自我”。在一些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到，作为刑事政策基础的人道主义，并不是具有同情心的个别人的理想主义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对犯罪所负的责任问题，对违法者的关心并不是恩惠和怜悯，而是福利国家具有强制性的任务。 [3]

许多学者认为，社区矫正在概念上模糊含混。评断标准不同，如分别按种族、地点或功能划分，社区矫正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有如美国学者Duffee 指出的那样，恰如瞎子摸象，未能一窥全貌。据此，社区矫正的性质存在极大的分歧性是不容置疑的。 [4]因而从社区矫正内涵的角度去理解社区矫正的性质可能更科学些。

二、偏重行刑方式观的危害

一、过分强调社区矫正行刑方式观，导致“行刑”与“矫正” 概念混同。

按照罪犯是否被监禁来划分，“刑”可以分为“监禁刑”和“非监禁刑”。目前从我国刑法体系看，非监禁刑有死刑（立即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而暂予监外执行，只是监禁刑的一种变通，不应归为“非监禁刑”的范围。“行刑”也就是执行刑罚，有“罚”的意思在里面。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拘役的罪犯来说，对他进行“监禁”，就是行刑。如果不引进“矫正”这个概念，行刑当然可以采用模糊概念，即惩罚加教育。但是一旦引入“矫正”，就不同了。因为“矫正”更多意味着一种技术性的方法，因而不能把矫正与教育划等号。如矫正之中药物治疗的方法，无论如何也不属于教育的范畴。因而，我认为监禁期间既有“罚”又有“矫正”，执行“刑罚”的部分就是“行刑”。而监禁刑中只有“监禁才是罚”，其他的措施都是矫正。非监禁刑中也有“罚”，有的罚了后不需矫正，如单处罚金。有的既要“罚”又要“矫正”，二者不能混同。如剥夺政治权利，禁止行使政治权利是罚，其余就是矫正。在日本，“矫正”是作为“行刑”的上位概念使用的。其矫正机构包括行刑机构和非行刑机构。 [5]在早期的行刑中没有矫正这个概念的。矫正的概念是由实证刑法学派的创始人菲利提出的，其矫正概念来自于治疗。 [6] 矫正与行刑的区别主要在于，行刑侧重于惩罚，而矫正侧重于帮助和指导。要说清这个问题，还有必要说说“矫正”这个词。“矫正”在英文中是“correction”,意思是“使正确或更好”。而汉语中的“矫”与矫正有关系的意思有5种——古代一种揉箭使直的箝子；使弯曲的物体变直；纠正、匡正；抑制；勉励。其实“矫正”最早是医学概念，如“牙齿矫正”、“语言矫正”等，这是它的原有之意。后来这个词才引用到社会学领域。 “牙齿矫正”、“语言矫正”并不是惩罚牙齿和语言。同理，社区矫正也不是对罪犯进行惩罚。

二、过分强调社区矫正行刑方式观，导致对象不符。

宣告缓刑和裁定假释对象就不属行刑对象。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较轻刑罚的罪犯，鉴于其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不深、对社会危害较小，再犯可能性很小而适用的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刑罚制度与行刑是否为同一概念呢？我认为二者是不同的。从刑罚的实践看，缓刑应是短期自由刑替代措施，缓刑实际上是缓行刑，即定罪判刑却暂不执行。还有一种是缓判刑，即指对可能判处短期自由刑的，定罪但暂不判刑。 [7]也就是说，缓刑就是不行刑。因而将缓刑对象视为行刑对象是不恰当的。我们只能说，缓刑对象是罪犯，但不服刑。并且，这种缓期执行，并不排除在特定条件下执行的可能性。这无疑从逻辑上证明了缓刑并不是行刑的一种方式。此外，根据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该法条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罪犯缓刑期间，公安机关只有考察权，而不是行刑权；二是“缓刑考验期满，原判刑罚不再执行”，即这种情况下，当然不执行原判的刑罚。在审判实践中，法院也不会将曾判缓刑的罪犯的再犯罪认定为一般累犯。瑞士的缓刑制度是这样规定的：“缓期执行有2到5年的考验期。此外，法官还可以对缓期执行者附加监督条件，提出在缓刑考验期犯罪人必须遵守的与其行为有关的要求。这些要求必须是确实有助于犯罪人避免再犯，可以指导犯罪人回归社会，而不应当是对犯罪人罪行的报应或变换的刑罚” [8]台湾学者林山田在论及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则时指出：为了犯人再社会化的需要，有时刑罚可低于罪责相称的程度，或者以缓刑等手段来避免刑罚的宣告或执行。 [9]从被称为缓刑之父的美国人约翰·奥古士塔斯（John Augustus）在当初设立缓刑制度的情况看，缓刑也并非是行刑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