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职权罪研究

王学孟 （北京房山区检察院）


内容提要：
滥用职权罪是1997年刑法修订时从玩忽职守罪中分离出来，因此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在主体、客体等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但由于我国刑法对滥用职权罪规定过于原则，以致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认定该罪产生了一些分歧。本文从滥用职权罪的立法沿革入手，对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对争议较大的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及该罪的主体范围如何界定等问题进行重点论述。分析了该罪的客体，列举了该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形式，肯定了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同时，指出了该罪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建议从严厉打击职务犯罪的角度从立法上作些修改。

关键词： 滥用职权罪 玩忽职守罪 适用

引言：滥用职权罪是1997年刑法修订后新增加的一个罪。在1997年刑法修订以前，对于滥用职权的行为是按照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的。正是由于滥用职权罪是从玩忽职守罪中分离出来的，因此，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有着不解的渊源。也正是这种渊源，导致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于滥用职权罪的认定产生很大争论。因此，有必要对滥用职权罪的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以便达成统一认识，最终消除理论上的争议，引导司法实践的正常开展，从而增强刑法的权威性，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健康发展。本文拟从滥用职权罪的立法沿革入手，对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进行研究，以期能对滥用职权罪的理论研究和司法认定有所助益。

第一部分、滥用职权罪的立法沿革 。
1997年刑法修订时，增加了滥用职权罪，同时相伴于滥用职权罪，增加了滥用职权罪的特别法条，比如刑法第402条规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刑法第403条规定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罪、刑法第404条规定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等，从而形成了打击滥用职权犯罪的刑法体系。而在此之前，滥用职权的犯罪是以玩忽职守罪处理的。
刑法增加滥用职权罪有其必然性：1987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正确认定和处理玩忽职守罪若干意见（试行）》中归纳了13个方面64种具体的玩忽职守罪行为，其中将一些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行为作为玩忽职守罪的具体表现形式加以规定。除此之外，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些单行刑事法律、经济法律、行政法律中也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造成严重后果者依照或比照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随着司法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犯罪惩治力度的加大，大量司法实践表明，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案件呈日益上升的趋势。这种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无论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还是行为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都较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犯罪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立法机关采纳了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部门的建议，在现行刑法中，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与玩忽职守行为并列为犯罪行为，从而增设了滥用职权罪，解决了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对滥用职权犯罪行为按照玩忽职守罪处理的尴尬局面。
第二部分、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是指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具体讲，应包括四个方面，即犯罪的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的主体和犯罪的主观方面。据此，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也应包括四个要件，滥用职权罪的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的主体。“滥用职权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对此，刑法理论界已经达成共识，但对于滥用职权罪的客观方面，主体特征以及主观方面，理论界乃至于司法实务部门争论颇为激烈。” 犯罪构成是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所在，因此，本文对此作重点论述。
一、滥用职权罪的客体问题。
（一），滥用职权罪客体的表述及争议。
1，滥用职权罪客体与渎职类罪和玩忽职守罪的客体表述具有一致性。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我国刑法依据犯罪侵害的同类客体，把犯罪分为十大类，按照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滥用职权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从这点可以看出，滥用职权罪的客体与玩忽职守罪的客体的表述一样，并且与渎职罪的客体一样。
笔者认为客体表述一致的原因主要在于立法沿革与立法技术方面。首先从立法沿革来看，滥用职权罪是从玩忽职守罪分离出来的，或者更为准确的表述是，现行刑法的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是从1979年刑法玩忽职守罪中分离出来的。所以他们是一分为二，带有相同的“遗传基因”，那就是具有相同的犯罪客体。其次是立法技术方面的原因，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都是“口袋罪”，这两个罪都规定的比较原则，这主要是为了防止漏罪，防止对于一些滥用职权犯罪的行为以及一些渎职犯罪行为无法可依。将滥用职权罪的客体规定得比较原则，具有科学性。因为滥用职权罪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在不能穷尽各种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的情况下，规定滥用职权这样一种比较原则的犯罪，符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严的要求。在滥用职权罪的总体规定比较原则之后，其客体就不可能具体，只能高度概括，这样才能达到从严治理各种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的目的。
2，“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表述的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将滥用职权罪的客体规定为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不够科学，这样不能区分滥用职权罪与其他渎职犯罪，而应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权行为的正当性取而代之 。笔者认为，滥用职权的行为存在于国家机关管理活动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依据行政法理论和其他理论，行政权具有膨胀的性质，各种权力人都力图将权力用尽，在这种背景下，各种权力在运行过程中被滥用，单纯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权行为的正当性”的这种表述不能很好的界定滥用职权所侵犯的客体。渎职罪类罪名中有很多滥用职权罪的特别法条，这些特别法条都规定了特别的客体，它与滥用职权罪在客体上是能区别开来的。此罪与彼罪的区别，不仅可以从客体上区分，而且还可以从主体、客观方面等区分开来，所以没必要为了和其他犯罪区别开来而改变滥用职权罪在客体方面既有的规定。另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权行为的正当性”的表述和“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的表述具有相似性，所以没有取代之必要。关于“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的表述是否有必要修改，本文后面还将进行论述。有的学者认为滥用职权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笔者也赞同这种观点，但认为滥用职权罪的规定主要目的是保护国家的公务活动，规定单一客体并不影响打击滥用职权犯罪，为了表述的简洁和突出重点，宜规定单一客体。
（二），立法修改建议。
刑法所规定的滥用职权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这种表述形式依附于国家机关的表述，国家机关的涵义本身争论很大，很多学者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内涵和国家机关范围界定的争论很激烈，所以笔者建议在客体表述上脱离国家机关字眼。
刑法罪的设立目的首先在于保护一定的社会关系，其次才谈到打击的对象，并且这种对象是针对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而界定的。因此科学界定客体范围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建议对滥用职权罪的客体作适当扩张，认为把客体界定为国家公务活动比较科学。
一个国家要正常运转，涉及到很多方面，一方面是公民个人、企业、组织遵循一定的活动规则，同时也需要以国家来管理或者说是服务于这种活动。笔者认为以国家的名义来管理或者说服务于本国的公民、企业、组织的活动就是刑法渎职犯罪以及滥用职权罪所要保护的客体，这一客体笔者把其表述为“国家公务活动”。这里的“国家公务活动”不仅包括国家机关的活动，它涉及面更广，它包括除国家机关活动之外的国家公务活动。国家公务活动具体包括外交、军事、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事国家公务活动的人员滥用职权而侵犯国家公务活动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以滥用职权罪追求刑事责任。这样，把国家机关与国家公务之间的必然联系剪断，其他机关从事国家公务的，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罪适用刑法滥用职权罪的规定。
依据《现代汉语词典》（1984年版）的解释：公务是“关于国家或集体的事务”。“刑法上说的依法从事公务，是指国家公务” ，因此，笔者认为，将客体界定为国家公务活动比较合适。这里，国家公务应排除企业或营利组织从事的商业活动。
二，滥用职权罪的客观方面。
（一），滥用职权罪客观方面的内容。
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刑法规定的构成犯罪的客观外在表现。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滥用职权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滥用职权的行为，并导致了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具体来说应包括以下几个条件：
1、行为人实施了滥用职权的行为。关于滥用职权的表现形式，笔者认为应包括两类：一类是行为人在职权范围内不按照既定的法律法规或具体规章制度办事。主要表现为：一是违背职权的宗旨。比如，审判人员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枉法裁判，在此例中，审判人员依照既定程序作出审判是其职权内或分内的事，但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是构成滥用职权的行为。二是放弃职守，比如，海关人员对应当放行的货物置之不理，或者以各种理由来拖延放行，没有积极地行使其权力，造成刑法规定的损失。在此例中，海关人员是否放行是其职权内的事，但放弃职守就变成滥用职权的表现。三是恣意用权，比如公安人员为了取乐，任意拘传他人。此例中，公安人员有权依法拘传，但为了取乐任意拘传就违背职权的用途。
另一类是超越职权。超越职权必须与本人现有的职权为基础，而不是任意处理与本人职权毫无关系的其他问题，换句话说，所谓越权，是指本来属于行为人职务上有权处理的事项，但是，在实体上或程序上，超越了职务上有权处理的限度。 一般包括三种形式：一是横向越权，比如检察院执行逮捕，本例中，检察院没有逮捕的执行权，而逮捕的执行权力是公安局的；二是纵向越权，比如某乡镇一干部在与某公司洽谈引资过程中，私自与该公司签订协议，本例中参与洽谈的干部没有签订协议的权力，只有乡镇的镇长或经过授权的人才能签订此协议。三是故意脱离民主集中制，比如某机关领导擅自决定按规定需要经过集体讨论的事项。
有的学者认为不作为不能构成滥用职权罪，他们认为滥用职权当指胡乱地、过度地使用职权。滥用职权在客观表现上不应包括不作为，即使行为人应做而不做，并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只要行为人没有其他促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不履行职责的玩忽职守行为。 因此，认为滥用职权罪在客观行为上只能由作为构成。
笔者认为，滥用职权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不作为与作为具有等价性，即在否定的价值上是相同的” 。作为还是不作为都可以达到滥用职权的目的，上文提到的海关人员故意对应该放行的货物不予放行，是一典型的不作为滥用职权形式，这一形式跟海关工作人员故意放行不应放行的货物的行为具有等价性，这两个行为都滥用了海关工作人员的职权，不能因为前一行为是不作为而认定是玩忽职守，后一行为是作为而定滥用职权。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区别不能靠作为还是不作为来区分，而应该主要看主观方面，很多学者赞同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
2、行为人滥用职权的行为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行为人滥用职权的行为，只有给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失，才能构成滥用职权犯罪。这是法定的结果要件。为使司法机关在办案中掌握重大损失这一结果要件的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8月6日通过了《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其中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根据该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属重大损失，应予立案：（1）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二人以上，或者轻伤五人以上的；（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二十万元以上的；（3）造成有关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产、严重亏损、破产的；（4）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5）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6）徇私舞弊，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2002年1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又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渎职侵权重特大案件标准（试行）该标准规定：滥用职权案重大案件标准是，（1）致人死亡二人以上，或者重伤五人以上，或者轻伤十人以上；（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特大案件标准是，（1）致人死亡五人以上，或者重伤十人以上，或者轻伤二十人以上；（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从这个标准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滥用职权罪的危害结果中，即规定了物质性危害后果，如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等，同时也规定了非物质性危害后果，如严重损害国家声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等。
3、行为人滥用职权的行为与造成的损失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根据我国刑法罪责自负的基本原则，一个人只能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后果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当行为人滥用职权的行为，造成了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的结果时，还必须查明行为人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与该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滥用职权的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常常相当复杂。这就要求司法人员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正确运用刑法因果关系理论进行仔细研究，即要避免客观归罪，又要防止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二），滥用职权罪客观方面与玩忽职守罪客观方面的联系与区别。
1，区分两罪客观方面的重要性。
区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客观方面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根据有些学者的观点，能够区分二者就能够区分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他们认为“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在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罪过性质、犯罪结果、加重情节等方面是相同的，二者的主要区别是渎职的客观行为方式不同。 ”笔者不赞同这种看法，但一定的罪行总表现为一定的形式，通过表面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也能把二者区分开来。但我们应该从深层次上来区分二者，而不能仅停留在表面。
2，滥用职权行为与玩忽职守客观方面经历了一个混同时期。
在97年刑法修订之前，滥用职权行为与玩忽职守行为是等同的。其中最为典型的是1987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正确认定和处理玩忽职守罪若干意见（试行）》中归纳了13个方面64种具体的玩忽职守罪行为，其中将一些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行为作为玩忽职守罪的具体表现形式加以规定。除此之外，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些单行刑事法律、经济法律、行政法律中也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造成严重后果者依照或比照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
后来的立法将上述一些行为进行分别处理，滥用职权的行为适用滥用职权罪处理，而玩忽职守的行为适用玩忽职守罪处理，这样在很大程度上纵容了人们从行为上区分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
3，二者最大的区别是行为人在行为时的心理及行为的原因不同。
滥用职权的行为具有目的性，追求达到一定的不正当目的；玩忽职守的行为不具有目的性，其在行为时不追求不正当目的的实现；滥用职权行为是积极的，而玩忽职守行为是消极的；滥用职权行为具有越权性，其力图超越自己的职责权限，以追求达到目的；玩忽职守行为基本上是在其权利范围内所为；滥用职权具有隐避性，力图采取措施躲避别人知晓；玩忽职守行为在行为时不采取其他措施逃避别人知晓；滥用职权行为一般与自身外的因素联系比较紧密，通常具有循私、循情的因素；玩忽职守行为一般不具有循私、循情的因素，行为时不受外界的积极影响。
三，滥用职权罪的主体问题。
（一），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争论。
1，法理上的争论。依据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滥用职权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于我国刑法没有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做出明确的规定，从而引起了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争论。由于学者们对“国家机关”概念的理解不同而产生了多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国家机关是指从事国家管理和行使国家权力，以国家预算拨款作为独立活动经费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具体包括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以及军队的各级机构； 有人主张国家机关是指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军事机关，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级机关，也属于国家机关； 有人主张国家机关除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军事机关、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级机关外，还应包括直接隶属于国家机关，行使一定行政管理职能的企业、事业单位，如各级人民银行、律师协会、轻工业协会、盐业、烟草公司等。 笔者认为，国家机关是国家在宪法中的主要存在形式，宪法关系的另一个重要主体是公民，宪法关系还有其他一些由这两个主体派生出来的主体。因此，国家机关是相对于公民来说的，刑法在引用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的表述时，其内涵不能发生变化，应该是宪法规定下的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机关。
2，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国家机关。在学者们不断争论的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不断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作出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作出如下解释： 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作出如下规定：刑法所称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在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根据有关立法解释的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爱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乡（镇）以上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政协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司法实践中也应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000年4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关于中国证监会主体认定的请示》的答复函中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其主要职责是统一管理证券期货市场，按规定对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实行垂直领导，所以，它是具有行政职责的事业单位。据此，北京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干部应视同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民营企业常见法律风险与防范

一、企业设立阶段因企业组织形式不规范导致风险
企业组织形式有多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等，分别受《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的调整，民营企业投资人因为不了解各种组织形式各自的法律特征，常常导致投资人认识与法律规范之间的错位，因而产生始料不及的纠纷和法律风险。
实践中常见的有：
1、实际上是合伙企业，投资人却误以为设立和经营的是公司。导致合伙人之间对权利认知错位，合伙人对外无限责任与有限责任的认识错位。
2、自以为设立和经营的是有限公司，实际上是个人独资企业。“夫妻公司”“父子公司”以及新公司法实施后的“一人公司”是实践中常见的民营企业组织形式。投资人误以为“公司是我的，公司的财产也就是我的”，经营中将公司财产与家庭或个人财产混为一体，结果对外发生纠纷的时候可能招致公司人格的丧失，失去“有限责任”的保护，《公司法》第六十四条就明确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影子”公司
出于种种原因，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公司登记股东不一致。登记股东相当于实际出资人的“影子”。这种公司在“身子”与“影子”因为情势变更不再默契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外部责任承担和内部利益分配方面的纠纷和法律风险。
4、不规范的所谓“集团公司”
民营企业家在具备一定的实力后，因为种种因素的考虑，开始朝集团化方向发展，但是没有注意企业集团组织的规范化，没有在法律上确立“集团”成员之间的资金、财务、人事、业务等等关系，导致“集团”人格的虚化，甚至“集团”成员管理的混乱，进而对“集团”核心企业造成重大不良影响。
5、不规范的“联营企业”
民营企业解决资金需求的一个常见办法就是拉朋友或其他公司合作联营，但是他人因不了解或不放心民营企业的前景，不愿意承担经营风险，于是公司老板就许诺对方，只要投资做公司股东，可以按照固定比例收取收益，不参与经营，也不承担公司经营风险和其他债务。这在法律上会被定性“名为联营实为借贷”，因为我国法律不允许企业之间的借贷，届时将导致行为无效的后果；而同时，当公司出现双方意料之外的亏损或赢利的时候，为亏损的承担和利润的享受，往往产生纠纷。
6、公司注册资本瑕疵
公司设立时，为了体现“实力”，有些民营企业家往往希望放大注册资本，可因为资金不足或考虑公司业务一时不需要那么多资金，于是采用虚报注册资本或注册后抽逃出资的手段。则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可能是：填补出资、公司人格否定、构成犯罪等等。
7、公司治理结构不科学、不规范
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宪法”，公司设立时就应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设计好未来公司的治理结构。很多民营企业往往不重视公司章程设计，不重视公司治理结构，经营中往往出现小股东权益得不到保护，或者大股东良好的公司管理意图得不到贯彻，甚至陷入公司僵局等。

二、企业运营阶段因为风险管理缺失导致风险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无时不刻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民营企业投资人的风险意识和风险应对能力往往依赖于从自身的创业实践中积累；因为市场受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风俗习惯的因素影响，缺乏风险评估、管理、控制的规范，仅靠企业家个人的治理，必然难以避免应对不及的法律风险。
实践中常发生的有：
1、融资中的法律风险
企业经营中出现资金不足，是多数企业都会遇到的情形，常见的融资方式由银行借贷、民间借贷、股东追加投资、吸收新股东增资扩股、引进战略投资者、发行公司债券、上市融资（IPO或增发股票）等等。
资金借贷可能存在资金安排不当，不能按期还款，资金链断裂，导致信用危机等等风险。不同的融资方式还存在不同的法律风险，一次融资在不同环节有不同法律风险。
比如银行借贷，可能陷入“高利转贷”、“违法发放贷款”、“贷款诈骗”及其他金融诈骗的法律风险黑洞；民间借贷，可能遭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票据诈骗”或其他金融凭证诈骗等等法律风险；股东追加投资和吸收新股东增资扩股，也会遇到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调整，利益分配的约定等等问题；引进战略投资者对法律风险的评估与防范要求更高，否则，掉进法律陷阱，导致辛苦创业培养的企业控制权旁落，对企业家心理和利益方面的打击都可能是惨重的。发行公司债券和股票，国家有着规范和严格的规则和制度，对法律风险控制的要求极高，需要专业人士进行系统的规划和辅导。若无视这些规范和要求，则可能踩进“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的泥坑。
企业要做大做强免不了各种形式的融资或资本运作，在融资项目管理中注入法律风险管理的理念，对于法律风险的防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人力资源利用中的风险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力资源对企业发展的作用已突显到异常重要的程度。但人力资源的引进、利用、培养、管理、淘汰整个过程中同样处处存在法律风险。
比如，民营企业为了节约成本、缩短培养过程、迅速抢上新项目等，常常采用“挖墙脚”的方法引进高级人才，并直接利用这些人从原东家带来的技术资料、客户信息等等，这就可能遭遇被挖企业的索赔，或遭致被挖企业的商业秘密、专利等侵权指控。
反过来，辛辛苦苦或花大代价培养的人才无端流失，被挖墙脚，企业却不能得到应有的补偿，也是民营企业常遇到的风险。
因为劳动关系，一个人具有了企业职工的身份，他的一些行为将由企业来承担其法律后果，因此，对职工的风险教育和行为约束不够，也会给企业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比如职务行为侵权等等。
而劳资关系处理不当造成的法律风险更是平常。
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同样需要注入法律风险管理的这一重要内容。
3、市场交易中的法律风险
企业的发展靠的是不断发生的市场交易行为，不同的市场交易行为，需要确立不同的合同关系，不同的合同关系可能遭遇不同的法律陷阱。
事实上，企业最常遇到的法律纠纷就是合同纠纷。民营企业对于合同风险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较强的。但企业交易行为管理，绝不仅限于合同书本身的管理，一个合同关系既包含了作为主要权利义务界定标准的合同书，还包含着从订约谈判开始，直到合约履行完毕，乃至善后的持续过程。因此，交易行为的法律管理，实际上是一种过程管理。我们都知道，合同书中明确写明的合同义务必须履行，否则会遭到违约索赔；但对于“前合同义务”、“后合同义务”往往并不了解，也往往因此导致纠纷和损失。
民营企业家还有一个与法律管理相矛盾的传统观念，就是习惯于熟人圈子的交易，往往依赖个人信用关系进行交易。这样就带来两大风险：一是可能“知人知面不知心”，因为对人的认知错误，或者对方因情势变化而信用发生变化，导致“君子协定”和朋友关系一同被践踏；二是因为没有书面的对各自权利义务的具体约定，时间久了，双方对当初的细节问题产生误会，各自认知不同、理解不同，两个本来交情很好的交易伙伴和事业盟友因此发生纠纷。
因为市场准入制度的存在，很多交易行为还得考察交易对象的适格性，跟一个根本没有交易资格的人去交易，其风险可想而知。
4、对外投资中的法律风险
现代企业除了依靠自身的生产和经营进行赢利外，实力较雄厚的企业还要进行对外投资，以便从进入其他赢利能力较强或发展前景较好的领域，分得其中一杯羹，或者通过投资控制别人已经建立良好基础的经济实体。
对外投资的方式很多，常见的有设立新的项目公司或经济实体、参股他人已设立的公司、并购他人控制的公司、收购其他公司的项目或资产、为别人提供融资等等。
每一次对外投资都既是一个商业项目，也是一个法律项目。很多投资失败是因为缺乏项目法律管理或项目法律管理质量不高导致的。很多民营企业家认为，法律管理在项目中的作用就是草拟合同书，忽视了项目本身系统性、流程性的特点；正是因为这些特点，项目法律管理也是一项系统的、全流程的工作。
5、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风险
企业是一个市场主体，也是一个行政管理法律主体，是行政管理的相对人。企业的各种市场行为、社会活动都要受到行政法律法规规章的管制；企业也因此具有各种行政法上的权利和义务。有权利义务的地方就有法律风险。
企业要满足工商行政管理的要求，在企业登记、企业经营、企业解散过程中，必须依法遵章行为，否则就产生法律风险，遭致行政处罚等不同法律后果。比如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这是很多民营企业实际存在的问题，如没有出资前对出资的规划和出资后对资金的合法运作，企业极易踩如雷区，而一旦雷炸，轻则工商行政罚款，重则构成犯罪。
企业是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但有人戏称：中国民营企业十家至少有九家存在税务问题。这又是一个可怕的地雷，埋在那儿，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炸。而一旦爆炸，往往致命。
安全生产管理在这些年可谓风暴频行，但每年依然不断出现安全事故，于职工生命、于企业利润都是极大风险。很多的真实案例依然鲜血淋漓在眼前。
企业的产品质量风险更无须多说，三鹿奶粉事件一夜之间让一家巨型企业灭顶，还几乎毁掉一个行业。国家对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也将更加严苛。
还有环保问题可能导致的索赔、处罚。等等等等。
政府管理部门现在强调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很多民营企业家还抱着过去那种注重跟政府官员关系，不注重合法合规经营的观念，就会给自己的企业埋下各种法律风险的地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