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产关系视野中的犯罪学


孔 一*

内容提要：犯罪学自1876年龙伯罗梭发表《犯罪人论》创立迄今已有127年
的历史，而今天的犯罪学并没有明显超越意大利学派当年的成就。我国的犯罪学
更处于封闭徘徊之中。从事犯罪学研究的科学家群体尚没有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
行为方式，没有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取得共识。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是：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研究取向和研究者的培养模式。如果把犯罪学研究视为一种社会生产
实践活动，则在社会生产关系的视野中我们能够获得关于这几个问题的有效答案。
关键词：社会生产关系 犯罪学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人类对犯罪有着恒久的兴趣和规避的期望，以致于这种关注最后产生了一个学科——犯罪学。但是，当你满怀希望的翻开一本国内版的犯罪学教科书或在国内某所开设犯罪学课的大学选修了犯罪学，你的感觉一定是：犯罪社会学理论、犯罪心理学理论、犯罪生理学理论或其他犯罪学理论都是有道理的和可接受的；季节气候、工资政策、 人口结构、教育年限、家庭出身、父母脾性、气质类型等等都和犯罪有某种联系。你一时难以判断哪一种理论更有效，哪些因素在哪种程度上对犯罪起作用。同时，你也只是获得了这些“理论”和“联系”的表象，并不清楚它们是如何建立的。犯罪学长久的处于一种自圆其说的封闭的前科学阶段，它所能提供的只是经验的陈述或理论的片段，没有提出足够的“问题”和学科所必需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如果我们把犯罪学视为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产物，则在这样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中我们需要考察其社会需求，劳动对象，生产工具，生产者和消费者。

一、 关于犯罪人们想知道些什么

无论从人类固有的探知欲还是减少犯罪损失增进人类福利的诉求来看，人们最想知道最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会有犯罪”。必须清楚的是，“犯罪”指的是犯罪现象还是犯罪行为。现象与行为是不同的，说到他们的关系我们必须提到中世纪在“唯实论者”（realists）和“唯名论者”（nominalists）之间发生的关于“一般概念”（universals）的著名论战。论争的焦点是一般概念的性质及这些概念与现实中存在的特定客体的关系和思想知识的起源及人的思想知识的客观有效性。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唯实论者认为在人类思想的世界与外部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严格的对应，一般观念独立存在于它们在经验世界的具体事物之中。唯实论者相信人类有认识事物真实本质的可能性，并且有可能经由推理能力的运用而洞见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一致性及规律。以邓斯·司各脱代表的唯名论者则认为自然界中唯一实在的物质就是人们通过观察而认识的那些单个的事物和对人的感觉的认知。人们用以描述外部世界的一般概括和分类只是称谓，其在客观



自然界没有直接、忠实的副本和对应物，如只有正义之举而无正义。唯名论者怀
疑人有探明事物本质的能力，而且不承认那些不能被即时性感觉和有关个别事实具体观察所证实的命题。 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坚持认为社会科学应当研究整体的社会事实，强烈反对心理学的还原主义 。在失范研究的经典之作《自杀论》中涂尔干采用了大量的统计资料，而拒绝用个别事例来说明问题 。 犯罪现象不是犯罪行为的简单加和而是复杂的聚合，犯罪现象是一种客观实在而具有自身的特征和规律。犯罪是环境和个人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作为整体的犯罪现象与作为个体的犯罪行为的区别，注重研究犯罪现象的“新质”。否弃以个体行为或个别事件的特征推论总体，否弃以个体行为的规律代替整体的现象的规律。因此，“为什么会有犯罪”这一问题可以分解如图1：

图1：“为什么会有犯罪”分解图

在同一环境中
现象：社会中为什么会有犯罪现象（ⅰ） （正）为什么有些人犯罪
（反）为什么另一些人不犯罪
为什么会有犯罪 同一个人
行为：某个人为什么会有犯罪行为（ⅱ） （正）为什么在此环境中犯罪
（反）为什么在彼环境中不犯罪
这一问题框架是我们衡量理论解释力的有效工具。由于犯罪现象和犯罪行为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以及理论的边界性问题，我们不能苛求某一理论能解答所有这四个问题，同时也应当清楚不可能出现一种全能的理论。

二、犯罪学能回答什么——犯罪学研究什么

犯罪学是研究犯罪的。什么是犯罪？这千古之思困扰犯罪学家的难题。公众眼里的犯罪是那些邪恶的伤害他人的和应受谴责与惩罚的行为。常识中的关于犯罪的印象大多来源于对传统犯罪的认识（如杀人、盗窃等）。科学的犯罪定义究竟是什么？能不能有一种普适的犯罪概念？有没有永恒的犯罪？历史上的犯罪定义可以分为两大类：1、主观定义认为犯罪是罪恶、罪孽、恶行。违背了神圣的道德原则，如善、正义、对神灵的敬畏等。“触犯了人类正直与怜悯之心” 。 主观定义的概括力强，但起操作性差，没有客观的认定标准。2、客观的定义认为犯罪是违反刑法规范应予刑罚处罚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与主观定义相反，客观的定义标准明确，易于认定，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并没有全部包含在内。海盗、决斗、卖淫、初夜权、堕胎、酗酒、通奸、同性恋等行为在人类社会的不同时空在成文规范和人的观念中有着很不一致的评价。清朝末期，有个人杀了通奸者与自己的妻子之后到县衙自首，县令认为他有力的维护了地方的风化而赏纹银10两。几年后的1911年，一个青年因报杀父之仇而被新政府判罪入狱 。这是共同空间不同时间的规范冲突。一个叫法蒂梅的瑞典库尔德移民因为和家族规定以外的瑞典小伙子恋爱而遭到在当地德高望重的父亲的枪杀。这桩违反瑞典法律的暴行被库尔德移民认为是洗刷家族耻辱的义举 。这是共同时空下规范剧烈冲突。因此，我们认为“犯罪”不仅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同时也是人们主观评价的结果；犯罪的界定依据行为的危害程度，也取决于标定者的力量。正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违反国际法，而美国攻打伊拉克却能获得联合国决议的支持一样。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指出：无法则无罪行，无主权则无罪行。萨瑟兰说“犯罪是被视为于国有害从而加以禁止的行为，并且，国家可以至少作为最后的手段以刑罚对其做出反应。” 。犯罪是弱势者对强势者的伤害，当强势者拥有了强大的公共权力，就变成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同样也是那些把法和法律看作是某些独立自在的一般意志的统治的幻想家才会把犯罪看成单纯是对法和法律的破坏。” 至此，我们可以把犯罪定义为“有自由意志的人违犯某一时空中之群体共识之规范，严重损害其利益或伤害其感情的行为。该群体需具有足够的制裁能力。”此定义将幼儿与精神病人排除在外,原因是无意志则无责任；对一个理智不健全难以明辫事理的人实施惩罚无矫治效果也无威慑力，同时很不人道；精神病人之危害社会，阻止之法只能是祈求医学的昌明和医生的努力，不能借助于威吓和刑罚；违反的规范可能是有形的也可能是无形的——只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规范保护的是某一特定群体中优势者的利益或情感。需要澄清的是规范和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规范有时保护的只是过时的“利益”，它并不符合现时人们的真正利益所在。20世纪中叶，新几内亚的奥玛利咯拿族有个叫土鲁瓦的酋长威名遍于岛内外，他偏爱自己的儿子盖亚甚于自己的外甥，不愿意叫儿子到舅舅家去（奥玛利咯拿族仍有母系氏族的遗迹，儿子要由舅舅抚养，并继承舅家的财产。这在20世纪初已失去了经济动因，而日益不被人们从心里接受）也不愿意外甥密达卡继承自己的家业。一次，儿子殴打了外甥，法官因偏袒土鲁瓦而判监禁于密达卡。此事激怒了族人，他们围住酋长的住处叫嚷“走开”“我们驱逐你走开”。这是放逐恶人的仪式，具有神圣的力量，仍谁都不能违抗。最后，盖亚被驱逐。 这就是说，规范有时维系的只是现时人们的错误的情感或徒具形式的规范的桎?埂Ｒ桓鲂形?奈：κ欠裱现匾?由缁嵊跋臁⑺鹗??俊⑸撕Τ潭取⑿形?灾屎椭鞴鄱裥远?āＨ舯簧撕Φ娜禾逦拮愎坏闹撇媚芰Γ?蛟傺现氐奈：Χ疾荒艹闪⒎缸铮?蛭?缸锛纫?惺率狄残枰?甓ā?br> 明确了犯罪学研究的犯罪是什么之后，还需要知道犯罪学具体研究什么。说到具体的研究对象，一些研究者认为是犯罪现象、犯罪原因和犯罪预防 ，一些学者认为应研究犯罪原因 ，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应当以“犯罪现象的结构”为唯一研究对象 。我们遵从犯罪学界已经形成的关于广义和狭义犯罪学的划分，二者的区别主要是广义的研究犯罪预防狭义的则不把犯罪预防作为研究对象。我们现在主要分析狭义说，从犯罪学者的研究实践来看，现象和原因都涉及，但我们不能以此为据简单的认为第一种说法是正确的。科学的功能在于描述、解释和预测，全部科学探索都是在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或者说是在探求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与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为认识科学的狭义犯罪学它所研究的既不应当只是犯罪现象或犯罪原因，也不是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的简单组合，而应当研究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说，犯罪学不仅要研究犯罪总量（规模）、犯罪率、被害率、犯罪方式（工具、预谋、手段等）、犯罪目标、犯罪时空分布、犯罪损失、犯罪类型、犯罪人（性别、年龄、职业等）被害人（性别、年龄、职业等）、犯罪组织化程度、公众安全感等描述犯罪的指标，还要研究解释犯罪的指标，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个体的社会属性和生理、心理特征，请见下图2：

图2：解释犯罪的指标
自然环境：地域、气候、季节、时日 ……


环境

社会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动荡（如战争、革命、
骚乱）、传媒、社会控制政策、警察、法官、监狱
家庭、学校、社区、宗教、社会结构、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人口流动、城市化……


关于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对于境外PE/VC投资中国的影响与分析

阚凤军


　　中国国务院根据中国利用外资的整体情况，结合世界经济从经济危机中复苏的整体趋势，为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更好地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国务院于2010年4月6日发布外资新政“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0〕9号）。鉴于该意见对于境外PE/VC在华投资具有比较重要的指示意义，故结合文件主要章节的相关内容，进行初步解读，供相关企业参考。

一、优化利用外资结构
(一)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结合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要求，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扩大开放领域，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

解读：本条释放出的重要外资政策信息，即中国相关部门将重新调整与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该指导目录总的原则是鼓励外商投资与高端产业、高新技术、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
上述规定虽然比较笼统，但如果我们能够结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创业板推荐工作的指引”的有关规定进行分析和解读，则不难发现该规定之重要意义。证监会指引第三条明确规定“保荐机构应重点推荐符合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特别是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生物与新医药、节能环保、航空航天、海洋、先进制造、高技术服务等领域的企业，以及其他领域中具有自主创新能力、成长性强的企业。”。由上可见，两个文件基本上都鼓励和引导高端领域企业的发展与上市。众所周知，境外PE/VC中国投资经常会遇到投资退出的渠道和途径有限的客观情况，今后境外投资者通过积极投资上述高新技术企业，并利用自身的管理、资金等优势，培育发展所投资企业，最终可以通过相关企业在创业板上市等途径 实现高收益，增加退出的途径与机制，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

(二)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的政策措施同等适用于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
解读：这一条确认了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中资企业在享有国家政策方面的无差别国民待遇。不知道这是否是相关部门就一些外国公司投诉称中国在政府采购政策及其他措施中采取差别待遇的一种回应。无论如何，这一条从法律上保障境外PE/VC所投资企业在国内采购、招投标等商业运作中享有同等待遇、公平竞争。

(三)对用地集约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优先供应土地，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

解读：本条对于外商投资项目获得土地供应的基本原则，如果用地的项目属于鼓励类外资投资项目，则会优先供地。同时，它必将成为外国投资者在与政府争取外商投资优惠政策的重要筹码，他们很可能要求按照土地基本低价的70%受让土地，从而节省大量的土地成本。必须指出，国家在提升外商投资积极性的同时，该条规定的优惠政策是否同样适用于国内其他企业，否则，可能造成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
(四)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改进并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

解读：国家相关部门，包括科技部门、税务部门等制定或出台新的政策，落实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及相关优惠政策享有等。鉴于中国已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但境外PE/VC投资高新技术企业或将相关企业引导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则会间接向受到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提高投资收益率。

(五)鼓励中外企业加强研发合作，支持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研究机构合作申请国家科技开发项目、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等，申请设立国家级技术中心认定。
(六)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结算中心以及成本和利润核算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在2010年12月31日以前，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确需进口的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解读：本条将引导跨境外PE/VC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加大2010年度在华的投资力度，最大限度利用科技开发产品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等优惠政策。

(七)落实和完善支持政策，鼓励外商投资服务外包产业，引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我国服务外包国际竞争力。
二、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
(八)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情况，补充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增加劳动密集型项目条目，鼓励外商在中西部地区发展符合环保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解读：本条政策符合国家经济均衡发展、梯级转移的整体策略。目前，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逐步由中国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同时，加快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加速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与壮大。目前，重庆、成都等城市在吸引跨国企业投资都取得重大的进展，一方面提升当地的整体引资水平及规模，也促进当地剩余劳动力的有效消化，提高当地生活水平。

(九)对符合条件的西部地区内外资企业继续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保持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好的发展势头。

解读：本条进一步明确西部地区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引导外商继续加大力度向该地区进行投资。鉴于内外资两税统一，西部地区相关税收政策成为企业降低税务成本的重要考量。

(十)对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要加大政策开放和技术资金配套支持力度，同时完善行政服务，在办理工商、税务、外汇、社会保险等手续时提供便利。鼓励和引导外资银行到中西部地区设立机构和开办业务。

解读：尽管上述规定非常清晰具体，但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督促及地方政府之间有效配合。企业转移过程中，特别是企业注册地与实际运营地不同，一些企业可能注销当地企业而重新在西部设立的新的企业等方式进行运作，这其中必然涉及工商、税务、外汇、社保等相关手续的办理，问题比较复杂。

(十一)鼓励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委托管理、投资合作等多种方式，按照优势互补、产业联动、利益共享的原则共建开发区。

解读：国家鼓励东部先进的企业， 能够利用其已有的管理经验、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扩大对西部的投资方式及投资规模。特别是鼓励共建开发区，这一条很可能引导东部强省集合省内企业的投资需求及战略考量，统一与西部相关地区共建开发区，从而整体降低企业土地运营成本等。

三、促进利用外资方式多样化
(十二)鼓励外资以参股、并购等方式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支持A股上市公司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规范外资参与境内证券投资和企业并购。依法实施反垄断审查，并加快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

解读：上述相关政策早已有之，关键是进一步明晰相关政策操作细则，为外资提供比较清晰、明确的参考。如我国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安全审查的具体的流程、具体标准、安全的定义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