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13年1月18日贵州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对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进行劳动保障监察，适用本条例。
　　对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险定点药品零售药店、工伤保险协议机构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进行劳动保障监察，依照本条例执行。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根据职责，依照本条例进行劳动保障监察。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将劳动保障监察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安排劳动保障监察专项资金。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
　　公安、工商行政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卫生、安全生产监督等有关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等社会组织应当根据各自职责，支持、协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开展劳动保障监察工作。
　　第五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以委托符合监察执法条件的组织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第六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督促用人单位贯彻执行；
　　(二)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
　　(三)监督检查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险定点药品零售药店、工伤保险协议机构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遵守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
　　(四)受理对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举报或者投诉；
　　(五)依法纠正和查处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　劳动保障监察管辖实行属地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对用人单位的劳动保障监察由用工所在地的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管辖，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下列单位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一)驻黔的中央直属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国有企业；
　　(二)省直属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国有企业；
　　(三)省直属国家机关各部门举办的事业单位；
　　(四)经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用工所在地在贵阳市的企业。
　　市、州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下列单位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一)市、州直属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
　　(二)经市、州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企业。
　　第九条　上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调查处理下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管辖的监察事项。
　　上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以将其管辖的监察事项授权下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办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监察管辖发生争议的，由发生争议的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共同的上一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指定管辖。
　　对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险定点药品零售药店、工伤保险协议机构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的劳动保障监察，由批准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管辖。
　　第十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下列事项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一)劳动合同、集体合同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的情况；
　　(二)用人单位遵守公平就业、招工、用工有关规定的情况；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的情况；
　　(三)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有关规定的情况；
　　(四)用人单位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
　　(五)用人单位遵守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的情况；
　　(六)用人单位遵守职业培训和技术工种从业人员持证上岗规定的情况；
　　(七)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给予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双倍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
　　(八)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支付社会保险待遇的情况；
　　(九)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遵守有关人力资源服务、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考核鉴定规定的情况；
　　(十)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险定点药品零售药店、工伤保险协议机构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遵守有关社会保险服务规定的情况；
　　(十一)用人单位遵守国家有关港、澳、台人员在内地就业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就业规定的情况；
　　(十二)用人单位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的情况和遵守劳动用工备案制度的情况；
　　(十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保障监察事项。
　　第十一条　建立健全全省统一的劳动保障监察管理系统，推行网络化、网格化的管理方式。
　　劳动保障监察采取日常巡视检查、专项检查、举报投诉案件专查、定期书面审查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形式进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应当立案查处。
　　第十二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用人单位的劳动场所进行检查；
　　(二)对调查、检查事项询问有关人员；
　　(三)要求用人单位提供与调查、检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必要时可以发出调查询问通知书；
　　(四)在证据及其相关物品可能被灭失或者事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
　　(五)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照像和复制等方式收集有关情况和资料；
　　(六)可以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进行审计；
　　(七)法律、法规规定可以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采取的其他调查、检查措施。
　　第十三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档案，记录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分类监管。用人单位严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本省主要媒体或者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
　　第十四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举报。
　　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有权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投诉。
　　投诉实行首问责任制，由首次接受投诉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受理。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不属于其管辖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5日内移送有管辖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第十五条　投诉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应当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递交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相关材料和投诉文书。书写投诉文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投诉，由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制作笔录，并由投诉人签字。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举报人、投诉人：
　　(一)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在2年内未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发现，也未被举报、投诉的；
　　(二)举报、投诉事项不属于劳动保障监察事项的；
　　(三)投诉事项应当或者已经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申请调解、仲裁或者已经提起诉讼的；
　　(四)举报人、投诉人不能提供被举报人、被投诉用人单位的名称或者住所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对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规定的投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书面通知投诉人。
　　除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举报、投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接到举报、投诉之日起5日内依法受理。
　　第十七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日内完成；对情况复杂的，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调查劳动保障监察案件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本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中止调查：
　　(一)当事人下落不明的；
　　(二)因不可抗力不能调查取证的；
　　(三)案情需要进行鉴定的；
　　(四)其他需要中止调查的情形。
　　中止调查的情形消除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在3日内恢复调查。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以撤销立案，有举报人、投诉人的，应当告知举报人、投诉人：
　　(一)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
　　(二)违法情节轻微，且已改正的；
　　(三)被调查单位依法宣告破产、解散、撤销、关闭，没有财产进行分配，又没有相关义务承受人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撤销立案的其他情形。
　　第十九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调查投诉事项时，投诉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合法权益受侵害的相关材料。
　　与投诉事项有关的劳动合同、职工名册、职工工资支付明细表、考勤记录、职工工作时间记录台账等证据，由用人单位提供。用人单位拒绝提供或者逾期不能提供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投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认定事实，做出处理决定。
　　用人单位隐匿、毁灭或者不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报送职工名册、职工工资支付明细表、考勤记录、职工工作时间记录台账等证据导致无法核实劳动者的工资数额、加班费及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以按照当地上一年度在岗职工的社会月平均工资的两倍予以确认工资基数。
　　第二十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送达欠薪逃逸案件的责令支付文书，可以在行为人住所地、办公地点、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建筑施工项目所在地张贴责令支付的文书，或者采取将责令　支付的文书送交其单位管理人员及近亲属等适当方式。
　　第二十一条用人单位实行用工备案制度，招用劳动者应当自录用之日起30日内、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应当自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30日内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劳务派遣单位在向用工单位派遣劳动者后，应当自向用工单位派遣劳动者之日起30日内向用工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逐步推行劳动用工网络备案方式。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资金由本级人民政府承担。
　　第二十三条　对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建筑、交通运输、水利、电力、通讯、市政等工程建设项目实行务工人员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四条　建设单位未按照合同约定拨付或者结清工程款，致使施工单位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以责令建设单位先行垫付劳动者工资，先行垫付的数额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
　　单位违法将工程发包、分包或者转包给其他承包单位，承包单位克扣、拖欠劳动者工资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责令工程承包单位立即支付。承包单位逃匿或者无力支付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以责令违法发包、分包或者转包的单位先予支付。
　　工程承包单位应当对劳务分包单位工资支付情况进行监督，督促其依法支付劳动者工资。发生工资拖欠，劳务分包单位无力支付的，由工程承包单位先行垫付劳动者工资。
　　第二十五条　商场、超市等实际管理劳动者的单位与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之间在联营、承包经营期间发生侵害劳动者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以将双方作为监管对象。
　　第二十六条　对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有劳动用工行为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对出资人、实际经营者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第二十七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未在规定时间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或者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
　　(二)不按照要求提供与调查、检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的；
　　(三)不按照规定提供定期书面审查材料的。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拖欠或者克扣劳动者工资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拖欠或者克扣工资人数10人以上的；
　　(二)连续拖欠或者克扣工资3个月以上的；
　　(三)拖欠工资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
　　第二十九条　不具备劳务派遣资格的用人单位实施劳务派遣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按照被派遣人数每人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第三十条　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或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一)超出许可证规定的业务范围从事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活动的；
　　(二)伪造、变造、转让许可证的；
　　(三)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培训证书、结业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
　　(四)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骗取职业培训许可证的；
　　(五)恶意终止培训，骗取或者挪用职业培训经费的；
　　(六)发布虚假招生培训信息的；
　　(七)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情形的，对主要责任人员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未按照规定存储工资支付保障金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存储，逾期仍不存储的，按照应存数额5%以上10%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罚款金额不足5万元的，按照5万元处罚。
　　用人单位不按照规定支付工伤待遇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对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有劳动用工行为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出资人或者实际经营者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并通报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
　　第三十三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有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依法履行职责，造成重大违法案件发生的；
　　(二)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报不予查处的；
　　(三)泄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的；
　　(四)泄露用人单位和个人信息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劳动保障监察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2000年5月27日贵州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贵州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同时废止。









公安工作的几点思考

深圳市公安局南园派出所刑警队副队长 李笑杰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转变， 这是我们常说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利益分配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人之间利益差别越拉越大，产生了利益分配的矛盾和冲突，人们的社会价值导向呈现了多元并存的情况。一部分人往往注重自我和实现自我价值，缺乏良知和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如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玩乐主义等等，当其超常的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通过正常途径得不到满足时，便采取越轨的手段以求解决。因此，在人、财、物大量集中的城市，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社会治安形势也日益严峻。

一个城市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其犯罪率的高低，基本反映了社会的治安状况。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常常谈及低犯罪率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社会治安好的标志，而是生产力低下的表现。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犯罪率逐年上升，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问题，这应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在世界近代文明史上也不乏先例。不论是在十九世纪法、德、俄等国的工业革命初期，或者二十世纪发展中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进程中，虽然各国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特点有所不同，但却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犯罪率激增的现象。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现代化进程的副结果，那就是“惊人的犯罪率增长的痛苦折磨”。美国社会学家谢利·路易丝在《犯罪与现代化》一书中说：“由于社会日益城市化，曾经一度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局部问题变成影响现代化生存的性质和阻碍许多国家未来发展进程的问题，犯罪已成为现代化方面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代价之一。”因此，我国在改革开放状态下犯罪率相对上升也并非不正常，关键要看我们如何去遏制它。

在这一时期，公安机关如何去做好社会治安的控防工作？如何有效地打击犯罪？如何加强对队伍的建设？笔者从事警务工作十余年，对此进行了长期的思索，现就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重新评估公安机关的服务职能

公安机关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人民警察法》规定，公安机关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在此，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公安机关作为“公权”的行使机关，不仅肩负着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任务，还肩负着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等“私权”的任务。“公权”的行为集中表现在“保卫”、“维护”、“惩治”等具有国家权力特征的字眼上。

无可否认，“公权”的依 法行使，能更好的为“私权”服务。但要明确的是，并非任何“私权”都会得到“公权”的保护。“公权”的服务，应当是“维护、保护、预防、制止和惩治”等带有国家权力性质的行为。要得到“公权”的保护，“私权”必须是合法的，并且在法律、法规规定范畴之内，同时属于国家某种机关管辖的范围。事实上，公安机关的服务功能，正在偏离公安机关的工作任务，全社会的服务功能有向公安机关集中的趋势。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领导不切实际的打出了“有困难找警察”的口号，并对此大力渲染，无形中群众认为警察成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邻里吵架、夫妻吵架，群众不找居委会，找警察；欠债纠纷不找法院，又是找警察。公安民警处理起来左右为难，疲于奔命，事实上警察对有些事情也根本无法处理。这种耗时、费力的工作，牵制了公安机关投入对社会治安控防的大量警力。浙江大学一位从事行政法学研究的教授认为，“模糊不清的承诺，其实是对滥用公共资源行为的一种纵容。警察是公共服务机构，他为个人提供服务时，应该是求助确实力所不及并且为‘急、难、险’的情况。”

我们并非否认公安机关的服务职能，为考虑达到公众的满意而进行的单纯服务等层面的优化警察勤务规划有必要，但在治安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公安机关的服务职能进行审慎的再认识。笔者认为，现阶段公安机关的服务应当主要围绕维护社会稳定的主流任务而不是对个体公民某些“私权”的满足和服务，服务应当是对公民的“共同私权”的服务，服务应当是公安机关职权、义务范围之内的“便民、利民、为民”措施。公安机关从有些不必要的“服务”中解脱出大量警力对社会面进行控防，集中精力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改善治安环境，增加公众的安全感，这其实是对人民群众最大的服务，更能体现人民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美、英等西方国家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针对社会犯罪激增的情况，从来都是以强化打击犯罪来服务社会公众，未见有号召警察来全方位满足公民个体“私权”的服务。我国在此社会转型、治安形势严峻时期，由警察来对社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是不现实的。

二、对公安机关现有体制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现有的公安体制架构基本在沿用六七十年代的办公模式，虽然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进行过改革创新，但尝试得不够彻底，其实也是“换汤”式的改革，未能从根本上提高警队的战斗力，甚至改革之后战斗力有所削弱。旧模式在新形势下日益显露其弊端，主要表现在：配置警力不合理，机构分散，业务重叠，多头领导，公安资源浪费严重。这绝非危言耸听，只要我们审慎的对现有机构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上述弊端。如巡警的配置，现状是市局一级机构设支队，分局再设大队，大队下面设置中队，具体巡务由中队负责。支队、大队两级各有办公机关及机关警务人员，而且人数众多。在关系上，支队对大队进行业务指导，分局则对大队直接领导。正是由于“指导”、“直接领导”的原因，造成了两级机关的生存空间，从而使得在这个空间中漂浮着大量的富余警力。我们试想，如果剔除了“指导”、“直接领导”，两级机关可以抽出多少警力？机关每年所使用的经费又可以节省多少？这个不难计算。长期以来，在公安部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改革从未更断，措施不断更新，但效果却不理想，刑事案件仍然居高不下。这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公安机关只关注公安资源的投入和使用，而对结果和投入缺乏相应的成本观念。则投入时“不计成本”，而对于投入以后产生的效益不能进行可行的测定和评价，因此就出现了警察部门内部存在大量的无效警力和负效警力。上述巡警的问题亦是基于这个原因。

警力隶属多头，难以集中使用，这是公安资源浪费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如在路上巡逻的警察，除了交警，还有巡警，甚至再有派出所的民警，三种警察分属不同部门，多头领导，警务安排各自为主，任务重复，难道这还不是浪费？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要形成拳头，必须五指收拢。这是“拳头理论”，也是常识。拳头的力量比手指的力量大，使用警力亦是同一道理。用“拳头理论”及“成本理论”来指导公安体制改革，将大部分的机关警力直接设置在最基层，充实第一线的警力，我们还会抱怨“警力不足”吗？

“警力不足”是相对的概念。何谓“足”，何谓“不足”，没有统一的标准。从基层派出所的角度来看，搞基础警务工作，每天不断的忙，没完没了，加班加点，警力确是“不足”。但在有些机关部门，上班一杯茶，一份报纸，消闲自在等下班，这不止是警力“充足”，甚至是富余。所以，公安部门长期出现了劳动量两极分化的现象。我们用家庭理论来考察，一家五口人，如果大哥忙，兄弟还可以过来帮忙，大家分担，很快就把事情办完。但是，现在的公安机关部门之间只能是邻里关系，邻居帮忙与否不是义务，而是出于自愿。如果基层派出所作为一个家庭，其他机关部门即是邻居，警力长期得不到集中使用，问题的症结就出于此。我国现在流行的与发达国家警力万人比的数字攀比观念，这已经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信息时代来临，世界各国正沿着“全球一体化”的轨道发展，我国亦不例外，因此，现代的警务工作出现了全新的理念。公民认为：政府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公众，而供养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的所有经费又是取之于民的税收，作为有纳税义务的公民理性的思考是，既要从政府处获得高质量、全方位的服务，又不愿增加赋税。所以，公众的一致愿望是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公共运作模式。基于公众的统一愿望，各国政府正在调整公共财政支出体系，精简机构及人员，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警察部门作为政府最大的部门之一，各国政府亦在有效地控制投入，以防止其不断膨胀。作为警察机构，一定要摒弃传统的扩充人员、加大投入的旧思维，而要从内部挖掘增加警力的潜力。我们公安机关一直以来亦进行精简机关人员之类的改革，充实了基层部分警力，但未抓住问题的本质，未起到解决基层警力不足的根本作用。现代的警务规划必须以效率、效益最大化为原则，警务安排中不能出现任何无效率和浪费现象，因此，公安机关必须痛下决心，对机关架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砍掉没必要存在于市局、分局的二级机构，将人员、业务直接放在基层。粗略计算，以深圳为例，单是“巡所”一体化，就可以为基层派出增加近百分之一百的警力。这样规模的第一线基层警力，没有理由搞不好社会治安工作。

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西方国家的警察部门管理出现了全新的理念，称为“第五次警务革命”，这对我国公安机关的微观管理有极好的借鉴作用。他们主张通过市场机制来完善警察内务管理，其基本观点包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管理上无本质的差别；私营部门管理具有优越性；借用私营部门管理模式来重塑警察形象。因此，成本预算成为警察局长必须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即安排一个警力必须能发挥最大的效益。这要求警察局长不仅是警察工作的行家里手，而且还应是会精打细算的老板。事实上，这个理论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警务规划中已经得到运用，如：警务安排执行严格的分班制度；警力安排根据警察工作量作弹性变化；为节省警察投入，在安排内勤工作人员时招募一批有技术、待遇低的文职人员等措施。在指导警务外部工作时，他们用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警察机构长期存在的困境，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独到办法。它认为“没有任何逻辑理由证明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官僚机构来提供”。既然警察机构内部问题重重且历次改革收效甚微，那么最好的出路是打破警察的垄断地位，建立公私组织之间的竞争，从而使公民得到自由选择的机会。

上述的警务理念，与警察的实际工作相联系，也许对传统的警察业务必须由国家警察包办的认识提出了挑战。但是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把除属于国家警察权范畴的强制措施和执法活动外的警察管理、保护、救护、服务等职能交由社会其他组织来履行，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社会公众很满意。如果我们公安机关借鉴其合理的成分，对内勤人员亦使用社会招募的技术人员，并将警察的部分服务业务交由社会其他组织来履行，我们可以节约近三分之一的公安资源。

三、“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这是德国犯罪学家李斯特说的话，在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一直被政府、犯罪控防专家奉为至理名言，亦是他们在进行犯罪预防工作时奉行的准则。他们认为，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控制犯罪是社会的责任，警察只是刑事司法系统的一部分，而刑事司法系统又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仅仅依靠警察来控制犯罪是不可能的，而必须由政府乃至全社会共同参与。/犯罪问题没有国界之分，有共通的特点，笔者认为李斯特的这句话也应该成为我国对社会治安管理、犯罪预防的至理名言。

社会政策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涉及政府对社会进行宏观调控，对自身行为、企业行为、公民行为进行规范，从源头对社会控制、治理、防范等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它包括法律、法规、政府的所有成文文件等等，范围广大。众所周知，完善的社会政策，可以创造优良的社会环境，当然包括优良的社会治安环境。长期以来，我们政府在致力完善社会主义的法制体系，法治观念深入民心，这些都是社会政策日趋完善的标志。但是，在很多领域内，还存在法律的空白地带。地方政府在进行行政管理时，缺乏深入调研工作，并未制定或未完善地制定相关的社会政策，或者在制定有关政策时未综合考虑解决治安隐患问题，在源头上对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得不到有效遏制。政府要求公安机关对违法犯罪分子保持高压态势，严打一浪接一浪，专项治理运动一个接一个，往往是运动期间治安形势好转，运动一过即沉渣泛起。如抢盗机动车辆案件，公安机关不断的打击，案仍有增无减的发，这是什么原因？说明了我们的工作未抓住本质，即治标未治本。政府应对此进行深入调研。重视打击之外，重要的还是防，要“打防并举”。当然公安机关的控防工作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对源头的防。卫星定位系统对机动车的防盗抢效果很好，为什么政府对机动车销售时不将之进行捆绑销售的立法？同样道理，房地产市场也应与室内红外线防盗系统进行捆绑销售。完善的控防措施必然可以遏制大量的治安、刑事案件的发生。在英国，针对社会出现大量盗抢手机的案件，政府对手机进行了登记、凭登记牌转机、上网的立法，如果公民使用非经登记的手机，便可认定为刑事罪行，遏制了销赃市场，此类案件一下子大幅降低。这就是社会政策所起的积极作用。

关于西方国家重视犯罪预防的情况，在此不妨作一赘述，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1) 美国：60年代末，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了法律实施局。它的作用是把联邦的税收转给各州和地方政府进一步进行犯罪控制，以想尽对策来减少犯罪。1980年，美国又成立了“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它关心年轻人，重视宣传工作，强调犯罪预防会使美国人生活过得更美好。

(2) 瑞典：1974年，瑞典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起初，该委员会的活动主要是研究与审判系统有关的问题，后来研究的重点逐步集中在犯罪预防和对这些估计上，并把犯罪预防作为首要任务。它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改进各个组织的犯罪预防方法，依靠社会力量同犯罪作斗争。它重视观察、分析及预测犯罪的发展，研究犯罪的起因、阻止犯罪的方法和估价，强调犯罪预防一定要形成组织，要重视调查研究，并且对实施的方法要进行评估。

(3) 荷兰：1986年，荷兰政府开始实施一项犯罪预防计划，它包括50多项系统工程。如为失业者提供看管自行车的工作，在商店协助警察打击扒手，举行女子自卫讲座等等工程。该国50多个市政府都成立有犯罪预防的协调单位，通过警察及不同的城市管理部门间的合作来寻找同犯罪作斗争的方法。

(4) 法国：1983年，法国建立了“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地方700个城镇和地区亦建立了犯罪预防委员会来预防犯罪。这些委员会的成员有选举出来的官员，地方基建、教育、劳动、司法长官、警察和一些私人组织的代表，他们探讨犯罪的原因，达成一致协议后采取合适的预防措施，同时实施许多预防犯罪的工程来控制犯罪。

(5) 加拿大：在该国，有关社会、卫生、住房和经济发展计划也被列入“社会安全网”的一部分，通过这些政策来预防某种具体的犯罪。如在80年代，卫生福利部接管了全国禁毒战略计划、全国反对酒后开车计划和全国预防家庭暴力计划的预防犯罪领导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为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的社会，加拿大政府还建立了预防犯罪的网络体系，通过了城市安全和预防犯罪的政策。这个政策包括由司法部、检察署、卫生福利部、国务部、劳工移民部和加拿大抵押住房公司建立的一项新的计划。这项计划起到了预防犯罪行动情报交换所的作用。

从上面有关国家的情况看来，政府在犯罪预防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因此，我们政府应积极借鉴其合理成分，加强与公安机关的联动机制，加强对社会治安、犯罪问题的调研工作，准确、及时地将动态信息反馈给政府决策层。政府要据此对社会治安进行通盘考虑，对可以预防的犯罪，政府要从宏观政策上设置防范障碍，增加社会投入，加大犯罪成本，进行综合治理，毕竟治理社会治安工作并不是公安一家的事。在西方国家，理性的公民均一致认为管理社会治安是全社会的事。我们政府在制定有关法律、法规时，再不能固守传统的“报复”性立法观念（如触犯了某条文，以犯罪论，处多少年徒刑。此即报复性立法），而要以犯罪预防的理念，在法律、法规中增加预防犯罪的条文，对社会治安控防加大立法力度。尽管立法时有可能触犯了部分人的利益，但如果对社会整体、对社会治安大环境有利，必然为广大群众所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