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范围

北京市薪评律师事务所 叶星林


旧兼从轻原则是一个刑法适用原则，指除了对非犯罪化（除罪化）、弱化惩罚或有利于行为人的规定之外，刑法不得有溯及即往的效力。它是刑法罪行法定原则中从旧原则的发展。如美国1987年颁布的宪法第9条第3款规定“不得通过溯及即往的法律”，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著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犯罪行为前已制定，公布和合法施行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 以及联合国于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5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照国家法或国际法不构成刑事犯罪者，不得椐以认为犯有刑事罪，所加之刑罚也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规定。如果在犯罪之后依法规定应处较轻的刑罚，犯罪者应予减刑。”这些规定的基本出发点是限制国家刑法权的滥用，保障人权。
从旧原则理论依据是两点，一是公民有从事法律未禁止的行为的自由。如果公民在实施法律未被禁止的行为之后，国家又制定法律把这些行为宣布成为应受刑罚的违法行为，并根据此对它惩罚，就意味着惩罚公民自由权的行使，惩罚无辜。从这点来说，用事后法进行惩罚是不公正的，非正义的，侵犯人权的。二是在涉及公法领域，公民相对于拥有的立法权、司法〈执法〉权的强大国家来说是弱势的一方，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国家立法和司法的肆意侵害，有必要对国家的权利进行限制，防止国家权利的滥用，以保障人权。
而从轻原则是在从旧原始基础上的发展，出发点是进一步的保护人权，正确的理解并实现法律工具的功能。首先，法律是国家对一种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工具。任何一种评价都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评判标准做出的，而社会关系总在不断的变化，评价也随之而变。法律评价也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其评价标准也在不断改变，原来认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后来认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或者原来认为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行为，后来认为它的危害性不大了，反之矣然。在法律上表现就是国家对法律的修改，而这种修改正是对行为之社会危害性既定判断的确认。其次，法律体现为对依照其标准确定的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的惩罚。惩罚的原则是惩罚与社会危害性的相适应。但这种适应以不加重行为人的责任为限制，即如果修改后的法律对一个行为时的法律认为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做出了没有社会危害性或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评价，并相应的取消对这种行为的惩罚或做出较轻的惩罚的规定时，应适用新的法律对这种行为重新进行评价并相应的调整惩罚。
从上可以看出从旧兼从轻原则强调的是对人权的保障，它通过对国家公权力的限制和有利于行为人的法律适用得以实现。我认为在国家运用惩戒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的整个公法领域，从旧兼从轻原则都应得以适用，既包括刑法适用，也应包括行政管理和行政处罚法适用。既包括利用刑法或行政法对一个行为进行评价并基此作出处理决定，也包括生效的处理决定的执行。笔者谈谈从旧兼从轻原则在刑法和行政法两方面的适用。
在刑法方面 从旧兼从轻原则已作为一条最基本的刑法适用原则在审理刑事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得到适用。但对案件宣判后执行完毕前是否适用该原则存在争议（我国司法实践不予适用）。一种观点认为，从旧兼从轻原则只适用于案件的审理阶段，对判决生效后的执行阶段不适用，这样有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既定判决的权威。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从旧兼从轻原则同样适用于判决生效后的执行阶段，如果新的法律认为依据判决时的法律认为犯罪的行为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即非罪行为），就应当停止执行原判决确定的刑罚。如果新的法律对原罪行规定的处罚较轻，就应当按新的法律对原罪行进行重新评价（审理），调整惩罚程度和执行期限。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认为从旧兼从轻原则除了适用在刑事案件的审判阶段外，在判决生效后的执行阶段也应予以适用。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既定判决的权威来排斥从旧兼从轻原则在生效判决后执行阶段的适用是不符合法理的。维护法律的严肃既包括维护旧法的严肃性，也包括维护新法的严肃性，而更主要的是维护现行法律的严肃性。如果为了维护旧法的严肃性而置新法对行为的评价于不顾，那么新法的严肃性又如何维护？对规定处罚较轻的新法适用的基础是什么？（对新法规定处罚较旧法更重时的适用排斥，并非体现对旧法严肃性的维护，而正好相反，体现的是对新法评价和处罚规定的尊重。）所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不应成为理由。同样，维护生效判决的权威也不应成为其理由。生效判决只是一种形式，而它所反应的实质是法律对一个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危害性大小的评价，以及依此评价对它进行的惩罚。行使惩罚的前提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如果法律认为一个行为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那么对它的惩罚就失去了合法的基础，继续惩罚是不合理的，应当停止执行。通俗的说，是对一个现在认为合法的行为（行为时的法律认为该行为违法）给予法律惩处一样，本身是矛盾的，违背评价与惩罚相对应的原则的。另外，对生效判决在执行中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法律平等适用和公民对法律合理期待权的要求。首先，法律是对社会关系调整的抽象和概括，要求一定的稳定性，而社会总在不断的发展，由此产生法律相对社会发展的滞后性，在法律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时，就需要进行修改，以适应社会关系调整的需要。但从法律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到修改，从修改到生效总存在一个时间差。这里的期待权是指在该时间差中，公民有理由相信法律会进行修改，并按法律的修改进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活动的权利。例如禁止某种行为并对该行为进行惩罚的某法律于某年3月1日被修改，修改后取消了对该行为的禁止性评价，而修正案要到10月1日生效。那么在3月1日到10月10日对该行为是绝对禁止还是相对禁止，我认为在此期间应允许公民有期待权，他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从事该行为，其行为的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到9月30日，10月1后就不具有惩罚性了。否则，法律的评价和处罚就相违背了。其次，对生效判决在执行中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法律平等适用的要求。对一个行为进行惩罚的依据是生效和现行有效的法律，在新法对一个旧法认为具有社会危害性需要予以惩罚的行为作出无危害性不规定惩罚的评价时，对该种行为在新法生效前和生效后进行处理就会得出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如前例，张某和李某于3月份实施了违反旧法的同一行为，按旧法应处3年徒刑，而新法该行为不构成犯罪，如9月10日对张某作出生效判决，判有期徒刑3年，而10月4日对李某进行审理，按从旧兼从轻原则，不构成犯罪。如果说生效判决的执行阶段不适用，张某得服刑3年，李某无须受任何处罚，显然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
在行政法方面　在确定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性质以及因此给予相应的惩处时，同样应受到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限制。对此在理论上的理由和该原则在刑法适用上的理由是一致的，即对行为进行评价和惩处的法律修改了，就应当以修改后的法律对行为进行评价或惩处，除非这种评价或惩处增加了行政相对人的责任。在立法上，也体现了对从旧兼从轻这一适用原则，《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在此“规范性文件”指的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有效的规范性文件，而不应该是相对人行为时有效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由此可以看出在行政领域该原则同样是适用的。那么，从旧兼从轻原则对一个已经作出但没有执行完毕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适用问题，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理由和前面在刑法适用上的论述也是一样的，在此不予重复。
法律通过评价和惩处功能实现立法目的，在强调法律的保护功能时也要注重法律的保障功能。在国家与公法相对人之间，新法对一个行为作出非违法性评价或弱化惩罚的规定时，我们就应依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适用新法对没有惩罚完毕的行为重新进行评价并按评价的结论作出相应的处理，以保障人权，实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湖北省襄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襄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襄樊市实施《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工作细则的通知

襄樊政办发〔2009〕50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为落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实施〈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工作细则的通知》（鄂政办函[2008]79号）精神，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襄樊市实施〈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工作细则》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ＯＯ九年六月十二日



襄樊市实施《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工作细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贯彻落实《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根据《湖北省实施〈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工作细则》（以下简称《工作细则》），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坚持“预防为主、打防结合、以人为本、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建立集预防、打击、救助、康复为一体的反对拐卖妇女儿童（以下简称反拐）工作长效机制，最大限度减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发生，最大限度减轻被拐卖妇女儿童遭受的身心伤害。

第三条建立反拐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明确各自职责任务，加强协作配合，健全反拐工作协调保障机制，全面落实齐抓共管、综合治理工作机制。第二章组织机构和保障措施

第四条市反拐工作联席会议由市公安局、市委宣传部、市委综治办、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市外事办、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人事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武汉铁路局驻樊单位、市交通局、市农业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局、市卫生局、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市工商局、市广播电视局、市新闻出版局、市政府法制办、市妇女儿童工委办公室、市扶贫办、市总工会、共青团市委、市妇联组成。市公安局为牵头单位，联席会议召集人由市公安局负责同志担任，联席会议成员为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刑警支队支队长兼任，各成员单位指定一名联络员为办公室成员。

各地要加强对反拐工作的领导，建立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

第五条加强反拐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根据反拐工作需要建立必要的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各级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加挂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牌子，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重点地区设立打拐专门机构。

第六条完善反拐工作规定。针对反拐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完善相关规定，为加强预防、打击犯罪和被解救妇女儿童救助、康复工作提供依据。

第七条建立反拐经费保障机制。各有关部门开展反拐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各有关部门年度预算，由同级政府予以保障。同时，争取社会团体、公益机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捐助，争取国际援助，多渠道募集资金。第三章宣传和预防工作

第八条宣传部门统筹反拐宣传工作，协调相关部门和单位分阶段、有重点地开展反拐宣传，推动全社会树立并提高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意识，营造良好的反拐氛围。

第九条司法行政部门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增强群众反拐意识，提高妇女儿童自我保护能力。

第十条广播电视部门采用新闻、访谈、专题、专栏等节目形式，普及反拐知识，交流康复措施，宣传反拐工作。

第十一条文化部门鼓励和扶持创作反拐题材的文艺作品，组织文艺演出团体深入社区、村居宣传演出，提高群众反拐意识。

第十二条教育部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保障适龄儿童特别是流动人口子女平等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防止其过早流入社会。做好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工作，有效解决外来务工子女入托、入校问题。在中、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反拐宣传教育活动，增强中小学生的防拐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第十三条铁道、交通运输、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在车站、码头、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流动人口聚集场所发放反拐宣传品、设置警示标识，加强反拐宣传工作。

第十四条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团体结合职能开展反拐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妇女儿童防拐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第十五条民政部门做好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和查找不到生父母弃婴的救助安置工作，加强对易被拐卖人群的援助工作和就业能力训练，帮助贫困妇女儿童解决生活困难，将符合低保条件的妇女儿童纳入低保范围，为贫困妇女儿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第十六条贯彻国家开发式扶贫政策，加大对农村贫困妇女的扶持力度，充分利用现有教育培训资源，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实用技术教育和务工技能培训，提高贫困妇女脱贫致富能力。

第十七条铁道和交通运输部门提高从业人员的反拐意识，采取措施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实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第十八条监狱、劳教部门加强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犯和劳教人员的教育和改造，减少和消除其重新犯罪的因素，降低重新犯罪率。

第十九条工商会同人事、劳动等部门严格执行相关行业中介机构市场准入制度，依法取缔非法中介机构，打击发布虚假劳动信息、虚假征婚广告等违法行为。

第二十条公安机关密切关注拐卖犯罪的动态和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人口管理、户籍管理和场所管理，堵塞漏洞，严格防范拐卖犯罪。第四章打击和解救工作

第二十一条公安机关建立、完善打拐工作机制，定期分析研判本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形势，研究制定打防对策。同时，结合职责分工，对相关警种民警加强反拐业务培训，提高其防范、发现、控制、打击拐卖犯罪及解救、安置拐卖犯罪受害人的业务能力。

第二十二条公安机关依托公安信息网，建立和完善拐卖犯罪信息系统、失踪人员信息系统和DNA信息系统，利用信息化和高科技手段，提升打击、解救工作水平。

第二十三条公安机关密切关注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形势、特点和动向，加强对重特大和系列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督办、指导和协调力度，适时组织开展区域性专项打击整治行动，依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第二十四条公安机关建立健全举报制度，通过设立打拐热线、反拐信箱等方式，鼓励群众举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广辟线索来源，打击和震慑拐卖犯罪。

第二十五条公安机关加强对被解救妇女儿童的登记、管理和保护工作，由居住地派出所建立专门档案，跟踪了解被解救妇女儿童的生活状况，必要时协调当地民政部门和妇联组织解决其遇到的困难。

第二十六条公安机关加强口岸出入境和边境通道管理，严格出入境人员审查验证制度，加大对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外国人的清查力度，及时发现涉外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线索，做好解救外国籍妇女、儿童遣返工作。

第二十七条铁道、交通运输公安机关加强与地方公安机关的联系，及时掌握拐卖犯罪动态，强化查辑堵截工作，提高打击拐卖犯罪的能力。

第二十八条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加强与公安机关的沟通、配合，依法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第二十九条监狱、劳教部门加强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犯、劳动教养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鼓励坦白、检举、揭发拐卖犯罪行为，从中发现拐卖犯罪线索。

第三十条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工商部门强化对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管，取缔非法中介，依法查处非法用工和使用童工现象。

第三十一条文化、工商、公安部门加强对娱乐场所等行业的监管力度，依法查处容留、收买、介绍、强迫被拐卖妇女儿童从事色情服务的行为。第五章安置、救助和康复工作

第三十二条民政部门参照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381号），为被解救妇女儿童提供临时救助，帮助其解决实际生活困难。

第三十三条社会保障部门积极帮助不能或不原意回原住地的受害妇女和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使其获得适宜的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就业服务。

第三十四条卫生部门加强被拐卖妇女儿童身心健康干预对策和康复治疗方法研究，及时为被解救妇女儿童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服务。

第三十五条司法行政部门积极开展被解救妇女儿童法律援助工作，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妇女儿童提供法律援助，总结推广为被解救妇女儿童提供法律援助的经验和作法，依法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六条民政、共青团等部门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为救助被解救妇女儿童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和专业服务。

第三十七条人口和计生部门做好被解救妇女的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务工作。第六章实施、监督和评估

第三十八条综治部门把反拐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内容，考评分数计入总分，结果作为综治年度奖惩兑现的依据。围绕反拐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落实各项重点整治和治安防控措施。对拐卖人口犯罪活动造成恶劣影响、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地区，由主管部门提出建议，综治部门发整改通知书，情节特别严重的，实行领导责任倒查和“一票否决”。

第三十九条各级政府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贯彻《行动计划》、《工作细则》的实施意见和年度实施方案。

第四十条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根据《行动计划》和《工作细则》制定年度工作方案。各成员单位年度反拐工作情况由联席会议办公室汇总后，向同级政府和上级联席会议办公室报告。

第四十一条市反拐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协调组织对各地和各成员单位《行动计划》、《工作细则》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适时开展阶段性评估和终期评估。

各级反拐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协调组织对本地《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推动各项反拐工作的落实。

第四十二条本工作细则由市反拐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为期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