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哲学与争端解决

波比.K.Y.王著
宋飞 译

（本文译自《香港法律学刊》（英文版），第30卷，第2册，2000年，第315页。此次翻译未经原作者及编著者的同意，故仅供学术研究使用。）

导论
在任何社会，争端都应和平解决。如果存有过多尚未解决的争端，人们就不能彼此保持良好关系，社会的宁静也会受到威胁。在理论层次上，争端是指“通常最初双方协商不成而经过一些标准的程序表现的公开主张。”要解决争端，就必须有解决争端的组织存在。争端解决组织可以许多形式组成。简言之，它们可分为诉讼型和调解型两类。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解决争端采用调解。古代中国的争端常以仲裁和调解解决。正如美国仲裁协会前任会长所言，“传统中国观是通过无比友好的谈判来解决争端。”
中国人喜欢用法律以外的方式解决争端的历史原因在于公平正义感。其目标是为了维持社会和谐，即“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的最终目标”。只要可以，争端就以相互妥协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参加仲裁时更是如此。可见，即便在如今的中国社会，“参加仲裁的每一个人仍会被告知他必须降低要求，否则‘就吃亏’这样一类话。因此，如果一方坚持要为其‘权利’彻底辩护或要求完全恢复原状，那么他就不应再选择仲裁。”
无论文化如何不同，对任何社会这可能都是平等适用的。在传统中国人和现代西方关于争端解决的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不能下结论认为只有中国传统社会喜欢仲裁或调解。在现代西方社会，仲裁频频用于解决诸如婚姻有关的纠纷，而诉讼似乎用于解决商业、合同或侵权纠纷。但中国传统观对各类争端都一样。这似乎表明西方和传统中国在争端解决上观念有所不同。
在西方，“传统已将诉讼留给律师，希望他们在法律基础上解决商业纠纷。”对一些西方人来说，中国观念不可接受：法定权利怎么能放弃？普通法的基本原则，正如胡曼所言，是“财产、权利、义务不受限制。”法院给出的判决“要么让你什么都有，要么让你一无所有。”即便平等规则也不能改变基督教义。如果有争端存在，诉讼方式就会被采用，而且案件判决取决于当事人的实力。在法院系统流行一句话，“公众关注的不是鼓励当事人尝试和平解决以达到最轻微的利益调整。”因为“在社会大众看来，这种解决方式是懦弱的表现，”而且“正义也不会因此而实现”。但是，对追求提高审判效率的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是一个潜在的思想宝藏。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从没丧失其影响力，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是如此。的确，它在过去曾受批判，而且1949年之后出生的几代人都没有受过它的教育。但是，一名北京官员承认，在文革那样无法无天的时代，“传统”在处理个人和商业纠纷上起着部分作用。因此，对这样一种有着极大影响力和反弹力的文化的深入理解，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有利于提升解决现代争端的水平。
在传统中国，厌诉历史悠久。有不少谚语反映了这种态度，如“饿死也不当贼：烦死也不告状”、“想活别打官司，想死别进地狱。”其原因之一是诉讼人遭衙门的讼师和衙役盘剥，衙役和走卒就靠这个吃饭。另外，规避诉讼也在一个比较深的层面上反映了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不同的哲学流派在避免争端上都持认同态度。他们认为争端（当事人各方冲突的表白）扰乱了社会的和谐秩序和宇宙的总体秩序。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世界观，人与自然相互交织，形成一个无法分离的整体而延续存在...和谐或一元的思想，被中国人不断变化地加以表达，来强调其主旨。
因此，用于解决争端的诉讼方式受到批判。毫无疑问，儒家在这一点上起了主要作用，道家、法家、佛教和墨家也涉足其中。除了佛教是起源于印度的，其它流派都可在中国早期哲学著作《易经》中找到根据。在《易经》中，诉讼方式受到批判因为它最终给有关各方带来灾难。这给传统中国争端解决定下了基调。
但不能认为中国哲学一层不变。就拿儒家为例吧。汉代的儒家与孔子自己的哲学有相当不同之处，它与宋代的儒家也有区别。尽管如此，他们有一点还是一样：即应避免诉讼。在此，我们可以把不同时代的儒家看成是一派。在讨论其它学派也可以这样。但也不能认为所有的儒家都反对诉讼。有一些就认为诉讼不可避免，甚至认为诉讼有好结果。他们的观点也应加以考虑。
和谐
歌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人们只要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就有可能和谐。因此，传统中国的司法官吏的作用就与现代社会的法官不同。司法官吏的首要任务是教育人们注意举止。据说，在舜帝任命皋陶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法官时，任命一词强调的就是后者有教人法律的职责 。司法制度的最终目标，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营造一个没有争端或犯罪、更适于居住的社会。采用法律或惩罚是想建立一个没有这些东西的理想社会。在汉及其后的朝代 ，政府都变相地采用法律。他们都认识到法律存在的切实需要，认同仅靠教育和道德引导不足以使人们具有良好形为。而法律则能够。
不同学派都歌颂和谐。荀子，孔子的一个追随者，将它与社会结构的调整联系在一起。他说，人类拥有至关重要的呼吸、生命和知觉，再加上一种道德与正义感。这就是他们成为世界上最高贵物种的原因。在体力上，他们不比一头公牛厉害，在速度上，他们比不上马：但马和牛却被人役使。为什么？我认为是因为只有人才能形成社会而动物不能。人为什么能形成社会？我认为是由于社会分类。社会划分怎样转化为行为？我认为是因为人类的道德与正义感。因此，如果他们的道德与正义感应用于社会分类，和谐就会产生。如果在种类间存在和谐，就会产生联合：如果联合，就会产生巨大的体力；如果有巨大的体力，真力就会产生；真力产生，就能战胜万物...如果社会不是基于社会划分而形成，就会产生争端；如果有争端，接着就发生无序；如果存在无序，就发生支离破碎；如果存在支离破碎，就会出现软弱；如果存在软弱，就不可能战胜万物。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在最短时刻也不能忽视规距和道德原则。
在这里，道德和正义促成社会和谐。其结果使社会结构形成。
在传统中国，“个人被融于社会，并附属于群体与和谐观中。”和谐观假定社会最初处于万物各得其所的完美理想状态。这种状态后来被打破。为保持和谐，必须顺应天道。以这种天人合一观，人道最终得到天道的预兆。这种思想至今仍具有影响力。
对中国人来说，社会和平不意味着每个成员的主体权利得以协调。他们认为，正如西方人所说的，社会不是为个人利益而存在的：它早就有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它一直处于和平状态 ---除非其中一分子打乱了它。
这给中国式的争端解决提供了哲学基础：争端或冲突是坏事因为它扰乱了和谐，预防争端比事后解决要好。
儒家
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仲裁较多，儒家思想常被借用。对儒家来说，成功解决争端的关键不是维护受害者权益或判给无过错方以损害赔偿，而是用道德规则教育当事人。这些规则中蕴含有中庸和忍让思想。中庸思想防止人们采取直接冲突或极端措施（如诉讼或暴力）以捍卫自己的权利。忍让思想不让人们坚持维护自己的利益，哪怕自己有权享有。“忍让反映了群体优于个人的思想，它要求冲突双方相互妥协以重建公平。”
如果人们遵循这些思想，他们就会始终为他人的需要和感受考虑，并运用自制来防止争端。君子不与人争。他不应只为自己利益，尤其是当这样会使他人受损时。追求物质利益要让位于保持和谐。道德的基本规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如果社会上的所有成员都照着做，当然不会有争端。进一步讲，儒家思想的本质是完善自我。即使他人没做好，君子也要做好。儒家相信每个人最终都能被教育成君子。儒家愿意接受任何侵犯自己权益的行为以向他人证明自己是怎么做的。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被教育成君子，争端也就会变少，即使有一点也能很好地加以解决。
儒家道德规范对外表现为礼。歌颂礼反映了儒家传统思想。“礼的普遍效力基于古代圣贤开创天人合一的事实而产生”。
儒家的世界观实质上是静态的。否则，古代圣贤的智慧无法形成规范后代人行为的礼的基础。按照这种世界观，原始的和谐是完美的。任何变化都只会扰乱它。其实，孔子是古代最著名的中国传统思想家。他曾承认自己只在传播传统思想而没有创新。他也曾自豪地指出他所推崇的礼是周代的东西。在一个封闭的条件下，习惯成了规范人际关系的最好准则。在社会或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人们可以仅靠遵循习惯来避免冲突。这样，习惯就更为人所接受，因此社会和谐就得以维持。长者被视为权威，因为他们似乎知道地更多。这种假设是产生服从权威的态度的原因之一。
正如儒家看到的，一个人与不同的人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两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随着他们关系的改变而改变，而礼则明确了他们待人接物的适当方式。如果人人都接受儒家规范并遵徇礼，社会将会和谐。那么防止争端的最好方式将是教育人们遵循礼并不要有太多的欲望。但是，如果有争端，解决它的过程将被视为一次对冲突各方进行道德教育的机会。其目标是教人怎样按礼去做。
法家
在战国时期，法家的中心思想是强国。每个诸侯的欲望都是称帝。为了达到这一点，法家提出“法治”原则，其含义是要求人们必须遵守国法，不做法律禁止之事。人们之间的争端会削弱一个国家。为打赢官司，冲突各方需要花费时间和资源。如果有过多的人际纠纷，国家的终合国力只会锐减。为了强国，法家采取防止争端的严厉措施。
争端预防也与法家的以法为本思想有关。商鞅认为，人类社会最初并无法律，因为古代的人过着一种简朴的生活。后来，人们倾向于拉关系并开始扩展其自我利益。结果，冲突和争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社会上的强者和多数人在弱者和少数人面前占有优势，并利用后者。为避免冲突和争端，古代圣贤基于规范人际关系的目的而制定了法律，限定了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并区分了所有权。按照这种理论，争端预防是法律的目的之一。法律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按照慎到的观点，它是良好行为的标准。尤其是它强调了所有权和财产权的重要性。他说:“一兔走，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
按照慎到的观点，争端预防的成功取决于所有权定义的范围。法律应尽可能细化，不给争端留有空间。
正因为强调争端预防，法家对争端解决就不是特别关注了。在理论上，考虑这个问题没有必要。有一套好的法律，就不应有争端。哪里有争端，哪里就应按照法律解决。当事人打官司的好处是判决的基础。如果没有法律来控制局面，那么法律就应进一步完善以解决存在的问题。其目标就是对未来出现类似问题进行预防。
墨家
虽然总的来说，墨家 思想不被诸侯所接受，在战国时期它还是很有影响力。墨子，并不明确表示人们不应与他人存有争端。虽然如此，我们仍可推断他是颂扬和谐的。到墨子时，中国正处于动荡之；“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
因此，冲突和争端不可避免。墨家相信痛苦只有一个原因：人们相互不爱惜。为解决这个问题，墨子主张人们应。如果这样，社会就会出现“强不持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局面。在这个什么都不会出现的社会里，就不应再考虑诉讼，事实上也没必要了，因为总体上人们将不存在一点争端。
墨子不光嘴上说，也将其主张付诸实践。在战国时期，他们组建了一个高度纪律化的行动组织。其首领称为巨子。其它成员称为墨者。巨子对他们发号施令，也能处决他们。其目地是改造世界使之更利于居住。
应该指出，墨家采用了一种功利的观点来推广其“兼爱”思想。他们表示，爱他人必将最终让全体受益。这种态度的根源在于墨家对人性的信任。人们存在争端有两个原因。其主要原因是人是自私的。由于自私，人们为扩展其自身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哪怕伤害他人。另一理由是辨别是非没有标准。当存在不同标准，争端就不可避免。处理争端的最好办法，要么是解决，要么仍用坚持天道的预防争端规则。正如墨家所理解的，这一规则是“兼天下而爱之”。
墨子用一种悲观的论点看待人性。他不认为人们没有外界干预就能考虑周全。在这一点上，他与法家是一样的。但这两个学派的解决方案各有不同。法家采用惩罚，墨子采用诱导。墨子主张，诱导最终可使人人都彼此爱惜（“兼爱”）。
道家
道家的中心思想是个人主义。因为道家关注的不是人际关系，他们从不细化人们为人处事的规范。但同其他学派一样，道家也带有和谐思想。这不难理解，因为儒、法、道三家都是在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进一步讲，这也涉及其对衰退的偏好。对道家来说，事物的初始阶段是最好的。这种见解并不少见。事实上，在每个文明的神话时代，和谐常被颂扬以充当自然秩序，也被用在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特别是在道、儒两家看来，就是这个被颂扬并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和谐。
对庄子来说，与自然保持一致，与他人保持和睦关系，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与他人发生争端，受到公众的谴责。道家以自制作为必要元素来构筑和谐社会。正如老子所言，“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
人们存有争端是因为他们有欲望并不知足。老子提出，人应尽量无欲。因此，他们不应斤斤计较。老子视争端为坏事。他为人们给出指导性原则，而不直言其主张：“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老子描述的理想社会没有争端。从其字面理解，可以认为是每个人过着完全隔离、不与他人来往的生活。不鼓励为私权斗争。老子主张，如果没有争端，大家会很开心。尽管说人不应为私权斗争，但他在表达这一意思时态度并不拐弯抹角。他相信作出忍让的人最终将拥有更多。天道偏爱保持自然，越无为越能持久。其实，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才是顺应天道的。这一思想称为“天道无为”。因此，天道损有余而奉不足。避免诉讼的最终会获胜。总的来说，原则上应是：“不要发生争端，采用调解。”
根据老子的说法，法律没必要存在也不会被接受。建立理想社会的第一步就是摒弃法律。其思想是为了让人回归到天真状态。这一观念产生的理由是是“法令滋彰，道贼多有。”这不是法律虚无主义。老子并没有说不应遵循规则。起码天道是必须遵守的。其基本精髓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可能是自然法的中国版本。尽管认为天道无情，老子仍主张天道老是偏袒好人。因为制定法律是为了颠覆天道，如“损不足而奉有余”，这与天道是相违的。因此应摒弃法律。庄子也持同一观点，他主张“避斗折衡，而民不争”。
并不意味着这遵循规则的人将情况更好。一个人如果犯了错或贪得无厌，最终仍将被上天惩罚，因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佛教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地方病防治条例
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陕西省地方病防治条例》已于1999年5月27日经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现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治疗和控制地方病，消除其危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地方病包括：碘缺乏病、大骨节病、克山病、地方性氟中毒及布鲁氏菌病和鼠疫。
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减少本省地方病病种，经省人民政府同意，予以公布。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地方病防治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防病治病与脱贫致富相结合的方针。坚持政府领导，部门负责，群众参与，综合防治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地方病防治目标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辖区的地方病防治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财政、农业（畜牧）、水利、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以及扶贫机构、盐务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各自承担的地方病防治工作。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部门，落实地方病防治措施，组织群众开展地方病防治工作。
第六条 地方病病区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地方病防治工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地方病防治和科研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防治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开展防治地方病的宣传和健康教育，查清本行政区域内的地方病病种、病（疫）区范围、病（疫）情和危害程度，组织力量，采取措施，控制病（疫）情。
第九条 碘缺乏病的防治采取食用碘盐为主的措施。
实施食盐加碘防治措施困难的地区，实行碘盐配售制，具体办法由县级人民政府制定。
添加食用盐的食品和副食品必须使用合格碘盐。
禁止销售非碘盐、散碘盐和不合格碘盐。
第十条 大骨节病、克山病的防治采取食用碘硒盐、改换水源、改善饮食结构和卫生条件等综合措施。
食用碘盐加入药用亚硒酸钠的比例和碘硒盐的供应范围，由省卫生行政部门确定。
禁止在前款确定的供应范围内销售非碘硒盐和不合格碘硒盐。
第十一条 饮水型氟中毒的防治采取改换水源降氟的措施，煤烟型氟中毒的防治采取控制高氟石煤生活燃用和防止煤烟对空气、粮食污染的改灶措施。
第十二条 布鲁氏菌病的防治采取人群免疫和畜群检疫、免疫、病畜处杀及污染场所无害化处理等措施。
病（疫）区免疫覆盖率应达到规定的标准。
禁止买卖和转移病畜。
第十三条 鼠疫的防治采取疫区灭鼠、灭蚤、疫情监测和重点人群免疫等措施。
禁止贩运、加工、贮存、销售旱獭及其制品。
第十四条 鼠疫、布鲁氏菌病暴发、流行时，疫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采取消除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封锁疫区等紧急措施，控制疫情。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不宜人群生存的地方病重病区，应当有计划地采取移民措施。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组织医疗保健和防疫机构，对地方病重病区实行巡回义诊。有条件的地方病重病区医疗机构，可以设立专科门诊，加强对地方病现症病人的治疗。

第三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七条 省、设区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和地方病重病区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成立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地方病防治工作。
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同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地方病防治的日常工作。
第十八条 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的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有关地方病防治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拟订本行政区域地方病防治规划，确定年度防治计划，协调有关部门制定地方病重大病（疫）情的防范措施和应急对策；
（三）组织、指导、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履行地方病防治职责；
（四）组织有关部门对地方病病因和防治药品、防治方法、防治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五）宣传、普及地方病防治科学知识，组织开展地方病防治的合作与交流；
（六）完成同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地方病防治的其他工作。
第十九条 地方病防治工作实行分级负责、部门协作，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地方病防治工作的主要职责是：
（一）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调查病（疫）情，提供病（疫）情资料，提出防治措施和防治方案，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组织监测病（疫）情，对防治措施及防治效果进行监督检查、评估、指导；负责疫情报告和统计报表，组织开展地方病防治宣传教育工作；建立健全地方病防治
机构、科研机构，培训防治人员、科研人员；负责鼠疫疫区农户灭鼠、灭蚤工作。
（二）水行政部门负责制订饮水型氟中毒病区的改水工程计划，并组织实施；将解决农村人畜饮水困难与大骨节病、克山病病区改水相结合，统筹实施；负责已建成改水工程的维护管理。
（三）盐务管理单位负责向病区供应合格的碘盐、碘硒盐，会同工商、技术监督、公安、交通等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盐业市场进行监督管理。
（四）农业（畜牧）行政部门负责调查家畜布鲁氏菌病疫情，提出防治科研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对家畜布鲁氏菌病的监测、免疫、检疫、病畜处理及污染场所的消毒；配合工商部门搞好家畜交易市场和畜产品市场的管理；负责鼠疫疫区农田和草原灭鼠、煤烟型氟中毒病区的改灶降
氟工作。
（五）民政部门负责对因地方病致残、致贫的特困户，给予救济和帮助。
（六）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在病（疫）区学校开展地方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并将有关知识列入中小学授课的内容；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学生的地方病防治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分工，履行地方病防治职责。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设立地方病防治监督员。地方病防治监督员由合格的卫生专业人员担任，由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聘任并发给证件。
地方病防治监督员履行下列职责：
（一）监督地方病防治措施的落实情况，对违反本条例的单位和个人提出处理建议；
（二）调查地方病防治情况和效果，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三）提出地方病防治和控制措施的建议；
（四）了解地方病防治资金的落实和使用情况，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
（五）执行卫生行政部门交付的其他监督管理任务。
第二十一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不得隐瞒、谎报、迟报地方病病（疫）情。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无故废弃或闲置防治地方病的供水设施。
地方病病区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地方病防治部门的查询、检验、监测、调查、取证以及采取的各项预防和控制措施。

第四章 保障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地方病防治任务的需要，设立专项资金，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证。
列入财政预算的地方病防治专项资金由卫生行政部门商同级财政行政部门提出使用计划，财政部门应当保证地方病防治专项资金按时到位。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安排一定数量的扶贫资金，专项用于地方病严重的贫困地区的改水、移民等项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地方病防治专项资金。
第二十三条 鼓励省内外单位和个人为地方病防治捐资捐物。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地方病防治队伍建设，保证必要的防治机构和人员编制。
第二十五条 鼓励医务工作者和其他专业人员从事地方病防治工作。对从事地方病防治、科研、管理工作的人员，根据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给予有效的防护、医疗保健和津贴。
第二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各级各类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从事地方病病因、防治药品、防治新方法、新技术的科学研究和推广工作。
第二十七条 病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组织村民、居民学习地方病防治知识，增强病区村民、居民自我防护意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三款、第四款、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盐务单位或者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物品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物品价值三倍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三款、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畜牧）或者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物品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物品价值五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四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条例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对违反地方病防治管理的行为，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条例处罚。
依照本条例作出行政处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对个人处以二千元以上罚款的，被处罚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
第三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对依照本条例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五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本条例在履行公务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的地方病重病区指：有三种以上地方病流行的县（市、区）或者虽流行病种在三种以下，但患病率尚未达到国家控制标准的县（市、区）。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实施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