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1990年3月25日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90年6月24日湖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机关
第三章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经济建设
第五章 财政管理
第六章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业
第七章 干部、工人队伍建设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结合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县是湖北省辖区内以五峰土家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自治地方。
自治县境内还居住着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自治县下设乡、镇。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以下简称自治机关）驻五峰镇。
第三条 自治机关是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自治机关依法行使县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法行使自治权。
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四条 自治机关领导和团结全县各民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上级国家机关的领导和帮助下，把自治县建设成为民主、文明、团结、繁
荣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 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法规在本县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机关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六条 自治机关根据本县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本县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七条 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从实际出发，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和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第八条 自治机关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各民族公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
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不断提高各民族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
第九条 自治机关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安定团结，保障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教育他们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
第十条 自治机关对各民族公民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十一条 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信仰宗教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和婚姻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十二条 自治机关保护归侨、侨眷和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在本县的合法权益。
第十三条 自治机关加强对各民族公民的国防教育，依法做好征兵、民兵预备役建设等工作，增强军政军民团结。
第十四条 自治机关加强乡镇政权建设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建设。
第十五条 自治县内的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遵纪守法，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接受人民的监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官僚主义弄虚作假、以权谋私、铺张浪费的行为。
第十六条 自治县内的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组织、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各民族公民，都必须遵守本条例。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第二章 自治机关
第十七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八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土家族和其他民族代表的名额和比例，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程序确定。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土家族公民应逐步超过半数，并应当有土家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构。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制定和修改，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二十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政府由县长、副县长、委员会主任、局长等组成。
自治县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土家族公民应当逐步超过半数。
自治县县长由土家族公民担任。
自治县人民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本县的特点和需要，经上一级国家机关批准，设置工作部门，并在上级国家机关确定的总编制内，自主地安排和调剂各部门的编制员额。

第三章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根据法律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都应当有土家族公民。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各民族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保障各民族公民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第四章 经济建设
第二十五条 自治机关根据本县地处高寒山区，山多田少，水能、矿产、林业、特产等资源丰富的特点和交通设施落后、经济基础薄弱的状况，实行坚持改革开放，依靠科技进步，积极开发资源，以农业为基础，加速发展工业，农业、工业、商业协调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
第二十六条 自治机关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其他经济成份的存在和发展，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二十七条 自治机关加强土地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禁止荒芜、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侵占、买卖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
农村的自留地、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山、责任山属集体所有，自留地和承包地非经国家规定的审批机关批准，不得改作非农业用地。
国家建设依法征用土地，被征地单位应当服从国家需要。
第二十八条 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主地确定地方基本建设项目，自主地确定地方企业新建、扩建和技术改造。
第二十九条 自治机关合理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在确保粮食稳定增长的同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农村经济。

自治机关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设立农业发展基金，并鼓励集体和个人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自治县因地制宜地建立农、林、牧、特等商品生产基地。
第三十条 自治机关在农村稳定和完善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和健全生产服务体系。提倡在自愿的基础上实行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发展集体经济。鼓励集体、个人兴办或承包农场、林场、茶场、药材场，以及从事其他开发性生产，保护其合法权益，督
促其履行法定义务。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充分利用上级国家机关给予的在森林开发、木材分配和林业基金使用方面比一般地区更多的自主权和经济利益等优惠条件，大力发展林业。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确定和保护山林的所有权和经营权。
自治机关制定林业发展规划，稳定和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组织和鼓励群众有计划、有步骤地绿化宜林荒山，逐步提高森林的覆盖率和蓄积量。
自治机关依法加强林政管理，管好用好林业发展专项资金，重视封山育林和护林防火工作，严禁盗伐滥伐林木和毁林开荒，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对不宜耕种的陡坡地，有计划地退耕还林。
第三十二条 自治机关鼓励集体和个人发展家畜、家禽等畜牧业生产。加速草山、草场建设，充实和发展畜牧科技队伍，建立和完善良种推广、防疫以及饲料、畜产品加工、储运、销售等服务体系。
第三十三条 自治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和国家的统一规划，管理、保护和开发县境内的自然资源，对可以由本县开发的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自治机关支持上级国家机关在本县开发资源、兴办企业。根据上级规定，自治县可以与上级有关部门在本区域内兴办的企业采取契约的形式，确定利润、外汇分成比例；自治县财政由此而增加的收入，作为经济建设的专项资金留用，不抵减上级财政补贴。
第三十四条 自治机关统一管理本县的生产建设物资，对于上级国家机关分配的各类物资，除国家规定应专项使用的以外，可以根据需要调剂使用。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工业。加速发展电力、建材、轻工、采矿、冶金、化工、农副产品加工和其他工业。
自治县充分利用上级国家机关给予的优惠条件，发展民族特需用品生产。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设立水电发展基金，并充分利用上级国家机关在资金、物资、税收等方面给予的优惠条件，大力发展水电事业。
自治机关按照统一规划、分级办电的原则，鼓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办电，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三十七条 自治机关积极扶持、稳定发展乡镇企业，保护其所有权和经营自主权。
第三十八条 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统一规划和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加快公路干线、断头路、乡村公路的建设。采取民办公助、民工建勤等办法修建和养护乡村公路。鼓励集体和个人兴办交通运输事业。
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加速城乡邮电通讯网络的建设。
第三十九条 自治机关加强对后河等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保护和开发长生洞、柴埠溪风景区等旅游资源。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商品生产，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
第四十条 自治县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的商品流通体制。
自治县充分利用上级国家机关给予的在利润留成、自有资金、价格补贴和贷款利率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发展商业、供销、医药等民族贸易企业。
自治县的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应当发挥主渠道和平衡供求的作用，积极收购、加工、销售农副产品和地方工业产品，努力满足各民族人民生产、生活需要。
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利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上调任务以外的工农业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充分利用上级国家机关给予的在外汇留成比例高于其他地区等方面的优惠条件，积极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多口岸、多渠道、多种形式地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
第四十二条 自治机关根据上级国家机关规定的物价政策和物价管理权限，结合本县实际情况，制定物价管理、监督和检查的具体规定，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法利益。
自治机关严格执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加强市场管理，重视发展集市贸易。
第四十三条 自治机关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加强城镇和农村集镇的建设和管理。
第四十四条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优惠政策，引进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的资金、技术、设备和先进的管理方法；按照自愿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协作和经济联合，开发资源、兴办企业。
第四十五条 自治机关依照法律的规定，加强环境保护，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及其他公害。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同时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革命老根据地、贫困山区的各项优惠待遇，加速开发和建设。
自治机关制定特殊优惠政策，扶持特别贫困的乡、村和革命老根据地的开发和建设。

第五章 财政管理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财政是国家的一级地方财政。
自治机关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管理本级财政。自主地调整本级财政的预算收支，自行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自治机关加强财政管理，积极组织收入，合理安排支出，注重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逐步实现收支平衡。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根据国家财政体制的规定，在财政收入大于支出时，定额上缴，上缴数额一定几年不变；在财政收入不敷支出时，报请上级财政机关给予补贴。
自治县的财政预算在执行中，如因国家经济政策变动，企业和事业单位隶属关系改变以及遇到严重自然灾害等情况而受到较大影响时，报请上级财政机关作适当调整。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充分利用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的机动金、预备费、民族补助款以及财政收支项目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加速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
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扶持的各项专用资金和临时性补助专款实行专款专用，不充抵其他按正常渠道应划拨的经费。
第五十条 自治机关对本县的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可以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建立乡镇一级财政。乡镇财政的收支范围与管理办法，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有关规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
第五十二条 自治机关严格执行国家税收法律和政策，按照国家税收管理体制，对某些确实需要减免的税收项目，按照管理权限报经批准后，可实行减税或免税。
第五十三条 自治县根据国家规定，以国家银行为主体多渠道筹集和融通资金，落实各项优惠利率贷款，办好财政贴息贷款。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加强信用管理。
第五十四条 自治县的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自治县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按照国家规定的职权范围，加强审计监督工作，维护国家的财经纪律。

第六章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业
第五十五条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积极发展教育事业，坚持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办好学前教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发展高中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办好函授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电视大学，鼓励自学成才，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
自治机关在逐年增加教育经费的同时，鼓励社会各方面集资办学和捐资办学，支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勤工俭学。
第五十六条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依照山区和民族的特点，自主地决定本地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确定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和招生办法。
自治县各级各类学校应当把民族政策和法制教育列为政治课的内容。
自治机关充分利用上级国家机关给予的在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分配方面的优惠条件，做好各类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工作。
第五十七条 自治机关为经济困难、居住分散的少数民族山区，有计划地设立以寄宿和助学金为主的公办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在普通中学设立助学金和奖学金。
第五十八条 自治县倡导尊师重教，重视师资培训，提高教师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改善教师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稳定教师队伍。
第五十九条 自治县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建立和完善技术推广体系，积极引进、推广先进适用的科技成果，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自治机关重视培养、引进各类科技人才，努力改善科技人员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鼓励科技人员到基层承包工农业生产项目，保护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六十条 自治机关注重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文化事业，重视文化机构和设施的建设，加强文化市场管理。

自治机关努力培养各民族文艺人才，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鼓励文艺工作者创作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作品，搜集、整理、出版民族书籍，保护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发掘和继承民族民间文化遗产。
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广播、电影、电视事业。
第六十一条 自治县重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坚持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妇幼保健和地方病、传染病、职业病的防治工作，不断改善医疗条件，努力解决农村人畜饮水问题，提高各民族人民的健康水平。
自治机关健全和充实县、乡、村三级医疗网，加强卫生队伍建设。
自治机关允许有合法证件的民间医生行医，禁止以行医为名利用封建迷信和其他手段诈骗钱财，危害公民身体健康。
自治机关重视民族传统医药的发掘、整理、利用工作，保护药材资源，依法加强药品监督、管理、严禁出售假药、劣药。

第六十二条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关于少数民族计划生育的法律和政策，结合本县的实际情况，制定实行计划生育的具体规定，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鼓励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第六十三条 自治机关积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保护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帮助孤儿、孤寡老人和残疾人解决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做好烈属、军属、复员退伍军人的优抚、安置工作。
第六十四条 自治县努力发展体育事业，恢复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各民族人民体质。

第七章 干部、工人队伍建设
第六十五条 自治机关重视从土家族中大量培养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并注意在妇女中培养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应当尽量配备土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
第六十六条 自治县内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招收人员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收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人员。在上级国家机关核定的控制指标内，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按一定比例从农村和企业中招收少数民族干部，从农村中招收少数民族工人。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行安排补充职工自然减员缺额。
第六十七条 自治机关积极创造条件，对参加自治县的经济、文化建设的外地干部、专业技术人才，在住房、子女就业等方面给予照顾。
第六十八条 在自治县工作的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享受山区津贴和工资浮动的待遇。
在自治县工作的国家机关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工人，享受民族自治地方生活补贴。
自治机关对常年工作在本县特别高寒地区的国家机关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工人，给予高寒地区生活补贴。
第六十九条 自治机关设立奖励基金，奖励在本县建设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
第七十条 对连续任职15年以上、丧失劳动能力的村主要干部，由村给予适当的生活补贴。

第八章 附 则
第七十一条 12月12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第七十二条 本条例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实施本条例的具体办法。
第七十三条 本条例自1991年1月1日起施行。



1990年6月24日
惩罚犯罪--渐行渐远的立法宗旨——关于 罪犯权利与公民权利的理性思考

李新福


摘　要：惩罚犯罪是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刑事法律共同的立法宗旨，通过惩罚犯罪达到遏制犯罪、保护公民、维护社会秩序的最终目的。但是，近年来我国由于人权思想在法律领域的超前应用，由于个别司法人员、辩护人员、法学研究人员职、权、名、利思想的影响，罪犯权利不断非理性扩张，法律惩罚犯罪、对违法犯罪的威慑作用逐渐削弱，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能力持续下降。法律惩罚犯罪、遏制犯罪的立法宗旨与实际效果渐行渐远，应当进行认真的思考。

关键词：惩罚犯罪；立法宗旨；人权；法律应用；思考


　　惩罚犯罪是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刑事法律共同的立法宗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编第一章第一条：“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1〕此法条开宗明义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立法宗旨，同时，也揭示了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辩证关系，即只有惩罚犯罪，才能保护人民；要保护人民，必须惩罚犯罪。但是，近年来我国由于人权思想在法律领域的超前应用，由于个别司法人员、辩护人员、法学研究人员职、权、名、利思想的影响，罪犯权利不断非理性扩张，法律惩罚犯罪、对违法犯罪的威慑作用逐渐削弱，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能力持续下降。法律惩罚犯罪、遏制犯罪的立法宗旨与实际效果渐行渐远。
　　盗窃、抢劫这类不劳而获、严重挑战社会秩序的行为，社会不断为之付出巨大的防治成本，公民不断为之付出财产和生命的代价，是一种不同政治制度国家都公认的犯罪行为。盗窃、抢劫犯罪没有社会政治制度的渊源，也没有社会存在的合理性或必要性，且犯罪界限清楚，认定简单，理应严厉打击、大力遏制，即使达不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效果，也能使社会秩序良好，公民安居乐业。但是，近年来我国盗窃、抢劫犯罪日见猖獗，人心惶惶。法律对此类犯罪威慑力量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立法、司法中罪犯权利持续非理性扩张，此类犯罪成本太低，应当进行认真的思考。

一、犯罪嫌疑人是普通公民还是罪犯——审判前的罪犯权利与公民权利

　　罪犯与公民的权利不是相同的，因为罪犯的权利要根据其犯罪性质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如限制人身自由权利、限制社会政治权利、限制生命生存权利等。罪犯限制其权利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两个关键点，一是由谁认定其罪犯身份，二是由谁来限制罪犯的权利。
　　“罪刑法定”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陆法系的司法原则，这里的“法”指的是法律，即是否犯罪法律条款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由于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具有执法权和最终犯罪确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2〕因此在现实中许多人形成“罪刑法院定”的不准确法律概念。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是指法院具有最终形式犯罪确认权，但是如果因此认为犯罪嫌疑人在法院审判前具有普通公民权利，那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由此可见，在法院审判前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可以搜查犯罪嫌疑人住宅，可以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私人住宅、人身自由不可侵犯是普通公民的权利，这说明犯罪嫌疑人不是普通公民，是限制权利的公民，也就是认为罪犯。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法院审判前可以采取以上行为，说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有认为犯罪的能力和权力，其认为的依据是有关犯罪行为的法律条款，符合“罪刑法定”的司法原则。因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也是执法机关，所以也可以实施限制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措施。那么普通公民能不能认为他人犯罪并采取限制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措施呢？
　　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既然是否犯罪是以法律条款衡量，那么知道、理解有关法律条款的普通公民同样可以认为犯罪。只是普通公民因为文化基础、理解能力、专业知识的差异，其认为犯罪的准确度不同，但是关于犯罪的一些基本的认识应当不会差异很大。难以设想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连一些基本的犯罪行为都不知道，社会秩序如何维持，社会如何运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一）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二）通缉在案的；（三）越狱逃跑的；（四）正在被追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这些法律条款都说明普通公民具有基本的认为犯罪和限制罪犯权利的权力。
　　可是，在现实中公民的这种权力往往受到较大的限制或否定。在盗窃、抢劫案司法实务中，普通公民现场抓捕扭送盗窃犯、抢劫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普通公民认为犯罪的第一种条件，但是法条赋予公民的“扭送”权力往往难以实现。因为扭送往往存在搏斗，法条没有界定公民采取制服犯罪嫌疑人行为的法律性质，司法中往往是犯罪嫌疑人如果受伤或死亡，公民应承担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但如果是公民受伤，犯罪嫌疑人难以赔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关于正当防卫的条件，“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条款，由于实践中难以把握，使公民正当防卫时缩手缩脚、投鼠忌器，罪犯则肆无忌惮，气焰嚣张，实际效果是正当防卫中被侵害的公民打击罪犯的权利受到法律制约，而罪犯的生命健康权——实际是逃跑、拒捕行为得到法律一定保护。
　　当前，盗窃、抢劫罪犯起诉被害人的案件屡见不鲜，往往是因为被害人在防卫、自救、抓捕犯罪犯中造成罪犯受伤或死亡，罪犯及其辩护人的理由往往是他们未经法院审判认定，不是罪犯，他们有普通公民的生命健康不受侵害权；被害人不是执法人员，不具有限制他们权利的权力。即使事后事实证据已经证明其盗窃或抢劫的犯罪事实，也还有许多司法人员、法学研究人员认为当时被害人不具有这种采取措施限制、制止、打击盗窃、抢劫犯罪的权力。许多被害人因此承担刑事和民事赔偿责任。

二、保护公民权利还是保护罪犯权利——权利对抗时的罪犯权利与公民权利

　　形式逻辑矛盾律揭示：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一个思想及其否定不能同时是真的。即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如果是完全对立的，则肯定了其中的一方，必然否定另一方。我们在对罪犯权利和公民权利的思维中，因为罪犯权利和公民权利存在此消彼长的对抗性，因此要肯定公民的某些权利，必须否定罪犯的一些与公民这些权利相对抗的权利。
　　在公民扭送现行盗窃、抢劫犯罪分子时，法律肯定公民的扭送权力，必须一定程度否定犯罪分子的生命健康权，因为如果发生拒捕搏斗，不能保证犯罪分子不受到制服措施的伤害。在公民对抢劫犯的正当防卫中，既然法律肯定了公民防卫的权力，也必须一定程度否定犯罪分子的生命健康权不可侵犯的权利，否则，公民正当防卫的权利实际是一句空话。当然，法律关于正当防卫条款并无肯定犯罪分子的生命健康权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等限制，使公民的正当防卫行使困难，罪犯的权利却得到有效保护。
　　2006年5月3日，小偷在偷窃30岁的下岗职工任朝阳的自行车时，被其当场抓获。任朝阳将他扭送到派出所。在扭送途中，小偷手腕骨折，被鉴定为轻伤。2006年8月30日，小偷盗窃行为属实，依法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2007年6月11日，小偷起诉任朝阳，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任朝阳犯故意伤害罪，免予刑事处罚，赔偿受害人8937.7元。〔3〕显然，这类司法把握，是肯定了小偷的生命健康权，否定了公民保护个人财产不受侵犯、扭送违法犯罪分子法办、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权利。
　　在抢劫的正当防卫界定中，很多司法案例把抢劫成功后当作不法侵害已经结束，否定被害人自救、反击、抓捕罪犯的行为，以罪犯的生命健康权对抗被害人的打击犯罪、保护个人财产权利。这种界定事实上使法律成为抢劫犯的保护伞：抢劫犯一旦抢劫成功，被害人已经失去正当防卫条件，如果继续对罪犯采取夺回财物、制服抓捕措施，造成罪犯伤亡的，已经不是正当防卫性质，要承担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湖南长沙的士司机黄中权、辽宁营口的士司机杨友刚撞击抢劫犯案，都是典型的例子。

三、生命健康权不能高于财产权——主体不同时的罪犯权利与公民权利

　　主体平等才能权利平等，这也是法律的一个基本概念。我们在衡量罪犯与公民的权利时，显然犯罪的公民与守法的公民是不同的主体，一方是被限制权利的公民，一方是完全权利的公民，他们的权利是不能平等的。许多司法审判把犯罪的公民与守法的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放在同等的地位，他们之间谁侵犯了谁的生命健康权都是性质相同的违法犯罪，认为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错误理解法律的公平与公正。
生命健康权高于财产权的一般司法原则也只能适用平等主体之间，如守法的公民与守法的公民之间，犯罪的公民与犯罪的公民之间，如果认为罪犯的生命健康权高与守法公民的财产权，显然是忽视了法律主体之间的不同，错误应用生命健康权高于财产权的一般司法原则。
　　当前，在有关抢劫案件正当防卫中，生命健康权高于财产权的一般司法原则常被错误应用。有些司法人员、法学人员认为抢劫犯侵犯的是被害人的财产权，而被害人自救、反击、防卫措施侵犯的是对方的生命健康权，属性质更严重的违法犯罪。如果一个犯法歹徒的生命健康权高于一个守法公民的财产权，那么，公民的财产只能任由歹徒盗窃、抢劫而不能有半点不满或抗争，因为抗争大多会损害歹徒的生命健康，会受到共和国法律的制裁。那么，大多数懂法的公民都只能眼睁睁看着盗窃、抢劫犯罪分子作案、逃逸，扭送犯罪分子、正当防卫无人敢为。
　　2004年福建省某市曾发生杨青芸追赶盗窃其自行车的方银菊，意欲将其擒拿归案，方银菊逃入机动车道致被汽车撞伤。后方银菊方把杨青芸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药费。一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为据，认为方银菊在机动车道上杨青芸不应继续追赶，生命健康权不可侵犯，判处杨青芸赔偿医药费6617元。这是罪犯生命健康权高于普通公民财产权的典型判例，至二审时才得以纠正。

四、以暴制暴——普通公民非常时刻的非常权利

　　在普通公民与犯罪分子作斗争中，以暴制暴一般都被司法人员认为是错误的、违法的行为，其核心论点是犯罪分子未经审判，不能确认他有罪；公民不具有制裁罪犯的权力，并且存在制裁程度的不准确。其实，以暴制暴的性质、现实意义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
　　对犯罪分子的法律处理，不外乎教育与惩罚两种方法，其中法律惩罚就包括死刑等以暴制暴性质的惩罚，只不过这个以暴制暴是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由执法机关执行。公民在受到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法律赋予正当防卫或无限防卫的权力，实际就是赋予公民以暴制暴的权力，这是普通公民非常时刻的非常权利。以暴制暴是对犯罪分子的惩罚，也符合法律惩罚犯罪、打击罪犯的立法宗旨。
　　以暴制暴在当前治安形势下具有现实积极意义。古语云：乱世须重典。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创建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虽然社会基本稳定，但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期间，各种政治思潮的涌起，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对于盗窃、抢劫这些恶性挑战社会秩序的犯罪，法律打击力度不足，威慑力量不够，犯罪成本太低。法律不能有效遏制此类犯罪。公民对盗窃、抢劫犯的积极斗争和反击是对法律打击此类犯罪的有力支持，对提高盗窃、抢劫成本，扭转目前盗窃、抢劫犯罪猖狂的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公民敢于参与打击罪犯，具有现场性、及时性、准确性、高效性，提高了这类犯罪的成本，也减轻了公安部门的破案成本，是遏制此类犯罪的重要力量。如果公民这股提高盗窃、抢劫犯罪成本的力量，并不能得到法律的理解和支持，被定性为非法的以暴制暴，盗窃、抢劫如何遏制？社会治安不良局面如何扭转？
　　古语“矫枉过正”是指纠正错误过了一定的界限，也是错误。后人针对这种观点提出“矫枉必须过正”的论点，是指在纠正严重、顽固错误时，其开始时力度要大一些，才能有效纠正错误。许多罪犯的行为表明，在法律制裁和公民以暴制暴打击罪犯两者中，他们更惧怕的是后者：法律制裁，许多路面一般盗窃、抢劫只是很轻的惩罚，不足为惧，并且也难得被抓到一次，许多人屡抓屡犯、屡教不改；公民以暴制暴、奋起反抗、正当防卫，现场、及时、准确、多发，他们不但会更多被抓捕，受到法律制裁，还可能受到制服措施的皮肉之苦，无限防卫时甚至生命不保。常常看到盗窃、抢劫犯罪嫌疑人被群众抓获，他们盼望快来警察带走他们，保护他们，这也印证这些罪犯并不惧怕法律，而是更惧怕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的人民群众。
　　最近，曾经有一个地方的公安局针对当地两抢犯罪严重，进行严厉打击此类犯罪的阶段性行动，宣传发动时在街道、路面上打出“飞车抢劫，当场击毙”的标语，有法学人士就出来指责口号不懂法、不合法、误导群众。其实此口号不但很有激情，很有威慑力量，也很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按照本款法理，抢劫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适用以上无限防卫或称特殊防卫条件，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飞车抢劫，当场击毙”的内涵是正在进行的抢劫犯罪，被害人采取正当防卫或警察采取保护被害人紧急措施，即使造成抢劫犯死亡，也是合法的。口号警告犯罪分子抢劫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鼓励公民对抢劫犯罪奋起反抗。口号需要简洁、有力，如果把这个法条全文张贴，就不是易懂、易记、易传的标语口号。
　　当前，在普通公民与犯罪分子作斗争问题上，我们常常看到普通公民在扭送犯罪分子、抓捕犯罪分子、自卫反击、正当防卫、自救中造成犯罪分子伤亡时，他们的行为往往获得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热烈支持，认为这是打击犯罪、惩罚犯罪、遏制犯罪的正义行为，许多司法人员、法学人员也认为普通公民敢于与犯罪行为作斗争，对遏制犯罪有重大现实意义。但是，也总有个别司法人员、法学研究人员总是“与众不同”，他们吹毛求疵，总是担心对犯罪分子的权利保护不够，普通公民打击犯罪的权利太多。其原因之一是他们职、权、名、利思想作怪，主观炒作法律神秘、严格、独立、权威、与众不同。之二是没有深刻理解法律的社会作用和立法宗旨，理解法律并不是法律人士的专利，法律是公民制定的，应当体现公民的意志，司法人员、法学研究人员应当注意公民的呼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公民对法律的理解来自切身的体会，法律是复杂的，但也不能复杂到令大部分公民不能理解。之三是对人权的错误理解，在法律领域超前应用人权。
　　人权之所以成为当前理论研究和社会应用的热点，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越来越注重人的生命意义，珍重人的个性发展；是因为人们对人的价值的重新认识；是因为近年来某发达国家一直把它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体制优劣的标准。我国从忌讳谈人权，到也谈人权、研究人权、应用人权，是我国在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治理论同步融合的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发展和实践。
　　人权是人的价值的体现，提高人权是社会发展大势所趋。但是，人权的提高有赖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权的应用也面临个体相对性矛盾。〔4〕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水平低下，人权的提高和应用应当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超前提高。同时，在人权的应用中，要特别注意人权的个体相对性，人权适用者都是社会中的“人”， 即集体的“人”， 人权应用不能是纯个体应用，必然同样、同时适用其他个体，因此，当不同人的人权发生对立时，应当以代表大多数公民权利的人权为本，排斥与其对抗的人权。
　　法律保护犯罪嫌疑人、犯罪人的应有权利，体现人权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但是，当犯罪嫌疑人、犯罪人的权利与广大公民的权利发生对立时，法律应当旗帜鲜明保护广大公民的权利，而不能以罪犯为本，本末倒置保护罪犯权利，这才是人权在法律应用中的基本原则。当前，在我国立法司法领域，人权的提高和应用，应以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有效维持社会秩序为前提，克服人权超前提高和应用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