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纪合同和居间合同的比较

行纪合同、居间合同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罗马法对行纪就作了规定，当时行纪只是委托的一种，随着信托业的发展，产生了独立从事行纪业务的行纪组织，在欧洲中世纪由于国际贸易的兴起，行纪制度相应地较为发达。居间是一种古老的商业现象，在古希腊时代即已出现，当时无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从事居间活动，及至中世纪居间人发生了变化，具有了公职性质、官营性质，带有垄断性。“行纪”、“居间”这类名称和实际活动在我国历史上很早也已出现，自汉代以来出现了经营行纪，从事居间活动的行纪人、居间人，民间将其组织、营业场所称为“牙行”，旧中国民法对行纪、居间进行了规定。新中国成立以后，行纪业、居间业曾一度有所发展，但很快因政治运动而日趋衰微，直至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行纪业、居间业才又兴盛起来，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各类中介服务机构等不断设立。然而我国八十年代颁布实施的三部合同法没有关于行纪合同、居间合同的规定，行纪合同、居间合同只作为无名合同而存在，使之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必要的法律指引和规范。为改变这种局面，新合同法适应历史的要求在分则部分设专章对行纪合同和居间合同作了规定。
新合同法第414条、第424条对行纪合同、居间合同作了定义：“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从定义不难看出两类合同有相类似之处。
首先，行纪合同和居间合同均为提供服务的合同。委托人与行纪人、居间人订立合同是基于互信关系，委托人可以利用行纪人的资产、信用、交易关系及有关业务知识，利用居间人的信息资料、业务经验及相关知识。行纪人与第三人直接发生法律关系，为委托人的利益办理贸易业务，居间人作为中介人也是为委托人作成交易服务。1995年10月26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经纪人管理办法》曾将行纪人、居间人统称为经纪人。
其次，行纪合同、居间合同均为双务、有偿、诺成、不要式合同。行纪人负有为委托人办理买卖或其他商事交易的义务，居间人负有向委托人报告订约机会或提供订约媒介的义务，委托人依双方订立的合同负有向行纪人、居间人支付一定报酬的义务，合同双方的义务相互对应，同时行纪人、居间人完成事务有权收取报酬，即为有偿，双方的利益具有对价关系，故行纪合同、居间合同为双务有偿合同。行纪合同、居间合同均只需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一致即告成立，无须为实际履行，也无须有特别的方式，因而是诺成合同，不要式合同。
再次，行纪人、居间人都有忠实于委托人利益的义务。行纪人、居间人就自己所为的行纪活动、居间行为应当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行纪人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委托人的利益，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条件，通常应亲自办理并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居间人按照其办理的事务可分为报告居间人和媒介居间人，但不论是哪种居间人都应将所知道的有关订约情况或商业信息如实告诉委托人，不得对订立合同实施不利影响或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在媒介居间中还应对于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障碍加以说合克服，尽力促成签订合同。
第四，行纪合同、居间合同的主体都具有限定性。行纪人只能是经批准经营行纪业务的法人或公民，未经法定手续批准或核准不能成为行纪合同的行纪人。居间活动有着二重性，既可以促进交易，繁荣市场，但如果处理不当也有可能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败坏社会风气，因而居间人必须是取得居间人资格并经核准具备从事居间活动条件的法人、公民。而且行纪、居间属于特殊行业，行纪人、居间人只能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行纪、居间活动。
行纪合同和居间合同有共同点，但作为两类不同的合同又有着严格的区别。
第一，办理事务的范围不同。在我国行纪业务主要包括办理购销货物、寄售商品和有价证券的买卖等业务，行纪行为属于动产和有价证券买卖等商事行为。居间的业务范围较广，除法律禁止交易的事项以及国家管理的未允许放开市场经营的重要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以外，均可以进行居间服务。关于婚姻中介，婚姻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合同关系，因而婚姻介绍不属于居间的业务范围，应由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调整。
第二，合同的标的不同。所谓标的即合同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行纪合同中行纪人为委托人提供的服务不是一般的劳务，而是行纪人与第三人发生法律关系，为一定的法律行为，该法律行为的实施是委托人与行纪人订立行纪合同的目的所在，故行纪合同的标的是行纪人为委托人进行一定的法律行为。居间合同的标的是居间人为委托人进行一定的事实行为，居间人为委托人提供特定的劳务即报告订约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居间人所办理的事务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意义，而行纪合同中行纪人受托的事务是法律行为，这正是行纪合同与居间合同本质上的区别。
第三，与第三人的关系不同。由上述本质区别必须引申出二类合同中行纪人与第三人的关系、居间人与第三人的关系，两种关系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合同法第421条规定“行纪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行纪人对该合同直接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行纪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相对于行纪合同本身来说是外部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规则，行纪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即发生在行纪人和第三人之间，尽管行纪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所生的权利义务最终归属于委托人，行纪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也应充分考虑委托人的利益，但是委托人对行纪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无权干涉，行纪人对合同直接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在第三人不履行与行纪人的合同中所约定的义务时，该义务的不履行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应由行纪人承受，如行纪人不能对此不利后果及时弥补而最终给委托人带来损害的，委托人有权依据与行纪人之间的合同向行纪人主张损害赔偿责任，当然行纪人与委托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居间合同中，无论是报告居间还是媒介居间，居间人并不参与委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其在交易中仅是一个中介人，既不为交易的当事人一方或其代理人，也不直接参与交易双方的谈判，在决定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上并不体现居间人的意见，合同的权利义务在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设定、产生，居间人没有将处理事务的后果移交给委托人和向委托人汇报所为行为的始末经过的义务。但合同法第425条规定了“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居间人违反该义务，故意提供虚假情况，致使委托人利益受到损害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四，“介入”不同。行纪人在一定条件下有介入权，居间人在特定情形下承担介入义务。合同法第419条规定了行纪人的介入权，即行纪人接受委托买卖有市场定价的商品时，除委托人有反对的意思表示外，行纪人自己可以作为出卖人或买受人的权利。行纪人的介入权是法律规定的结果，是一种形成权，使委托人和行纪人之间产生了买卖合同，从缔约程序的角度讲可以认为委托人的委托就是要约，行纪人的自行交易就是承诺。一般情况下为保障行纪人为委托人的利益活动行纪人不得自行交易即介入。委托人的自行交易需要一定的条件：首先行纪合同合法存在，其次行纪人卖出或者买入的商品采用市场定价，再次委托人没有不允许自行交易的意思表示。在这样的条件下行纪人的自行交易不会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同样实现了委托人的经济目的，达到了效益最优化。在媒介居间中如果委托人一方或双方指定居间人不得将其姓名、商号、名称告知对方，居间人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有保密义务，由此居间人产生为委托人隐名的义务，这种居间称为隐名居间。在隐名居间这种情形下，对于委托人依据与相对人的合同应承担的义务，在一定条件下由居间人以履行辅助人的身份负履行义务，并领受对方当事人所为的给付。因此，只有在保护隐名委托人利益的前提下才有居间人的介入义务，而不存在居间人基于特定情形主张介入的权利。
第五，取得报酬的时间不同。合同法第422条、第426条分别规定了行纪人、居间人的报酬请求权。行纪合同中，行纪人与第三人订立了合同，该合同得到了履行，行纪人将第三人履行的标的物移交给委托人，行纪人有权要求委托人依合同约定或交易习惯给付报酬，即行纪人取得报酬的时间是行纪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得到履行且履行的标的物交付给委托人时。居间合同中，居间人履行了居间义务，报告居间的情况下居间人有权向委托人主张报酬，媒介居间的情况下居间人的报酬应由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负担，居间人取得报酬的时间是居间人促成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并不要求合同得到了履行。
第六，必要费用的负担不同。合同法第415条规定，行纪人处理委托事务支出的费用由行纪人负担。行纪费用的负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规定不同，我国法律考虑到委托人支付的报酬中往往已包含了行纪人处理委托事务支出的费用，故规定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由行纪人负担。但从合同法有关委托人支付报酬的条文来看，若行纪人完全没有完成委托事务则无权向委托人主张报酬，即行纪人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也自行负担。与此相反，合同法第427条规定“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请求支付报酬，但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合同法这样规定是考虑到商业机会有限，多数居间人不可能经常促成合同的成立，为了促进居间业的发展，虽然居间未取得成果，受托人不能得到报酬，但是在从事居间活动中支出的必要费用可以请求委托人支付。

（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 邱凯 仲亚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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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乌兹别克斯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邀请，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伊·阿·卡里莫夫于2011年4月19日至20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分别与卡里莫夫总统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和会见。双方就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各领域务实合作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以下简称“双方”）高度评价近年来双边关系及各领域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

　　双方一致认为，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与相互了解，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有利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双方强调，二00四年六月十五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进一步发展与加深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和二00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以及二0一0年六月九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全面深化和发展两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为新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鉴于上述，双方声明如下：

　　一、双方将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本着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中乌两国签订的各项双边文件确定的原则基础上，保持和发展高层和各级别的密切交往，就双边关系、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双方将继续落实达成的各项协议，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努力推动中乌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发展。

　　二、双方将继续坚持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相互坚定支持对方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加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问题上的合作与相互支持，并将此视为两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双方不参与任何有损对方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同盟或集团，不采取任何此类行动，包括不同第三国缔结此类条约。双方不允许第三国利用本国领土从事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活动，不允许在本国领土建立此类组织和团体，并禁止相关活动。

　　三、乌方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乌方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四、双方认为，立法机构之间的交往是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的交流与合作十分重要。

　　五、为促进中乌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全面深入发展，有效指导和协调双边各领域务实合作，双方商定建立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机制。

　　六、双方认为，稳定的双边经贸合作对两国关系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将在本国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战略基础上，完善双边贸易结构，实现进出口商品种类多样化，促进两国贸易增长，推动战略商品贸易，改善贸易条件，扩大高新技术和非资源领域的贸易规模，落实两国政府二0一0年六月九日签订的《中乌政府间非资源和高科技领域合作规划》，加快实施大型合作项目，为中乌经贸合作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条件。

　　双方高度重视并将继续推进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的工作，为两国商品、服务、投资和技术进入对方市场创造良好条件。

　　七、双方高度评价两国能源合作协议落实情况、合作成果及前景，强调中乌天然气管道项目的运营是两国能源合作的重大成就，成为中乌两国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双方决定继续深化天然气领域合作，将加强自然资源的勘探、开发和贸易合作。

　　八、双方表示，愿积极扩大金融投资领域的协作。中方重申，将积极落实双方商定的中方向乌方提供贷款的项目。乌方将为上述项目的审批和实施提供便利条件。

　　两国元首责成双方相关部门加强协商，落实好此访期间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

　　双方表示，将加强合作，落实纳沃伊自由工业经济区合资项目。

　　九、双方将不断加强在国际和地区经济、金融组织内的相互协作。

　　中国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将提供必要协助。

　　十、双方将交通、通信领域合作视为发展双边关系和促进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和优先方向。双方将支持区域通信、交通和过境运输网络化及便利化建设，采取积极措施深化两国铁路、公路及航空运输领域的合作。

　　十一、双方决定继续加强人文、教育及农业、卫生、体育、旅游、环保领域的合作，强调其对两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双方指出，开展科技领域，特别是创新和高科技领域的互利合作对两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双方将加强专家交流，开展在重点领域的科研合作。

　　双方积极支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传统文化保护领域进行有效合作；加强在公共文化设施管理领域的经验交流；鼓励两国艺术家参加在对方国家举办的国际性文化活动并进行直接交流。

　　十二、2010年中方成功举办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为加强世界各国人民的交流和促进城市、社会的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乌方对此予以高度评价。

　　中方感谢乌方积极参加2010年上海世博会并举办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馆日活动及参加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

　　十三、双方坚决谴责和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并强调，它们仍然是本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威胁。

　　双方将在二00一年六月十五日签订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和二00三年九月四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合作协定》的基础上，加强两国执法、安全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并在联合国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采取有力措施，共同打击包括“东突”恐怖势力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维护两国及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双方强调，有必要及时交流信息、加强合作，积极协调行动，打击对地区安全稳定构成现实威胁的各种形式的宗教极端主义，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贩卖人口和其他形式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

　　十四、双方一致认为，维护中亚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是地区各国面临的首要任务。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符合包括中乌两国在内的本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中方积极评价乌兹别克斯坦在维护中亚地区稳定方面所做的努力，愿同乌方在双边及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加强合作，为促进中亚地区的持久和平、安全稳定与发展繁荣作出应有贡献。

　　双方表示，应从国际法公认准则和地区各国利益出发，解决中亚水资源开发和利用问题。

　　十五、双方认为，国际安全环境总体和平的大趋势更加巩固，但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安全威胁更趋多样性和复杂性。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给世界和平与稳定带来严峻挑战。双方主张加强安全领域的互信与合作，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国际争端。

　　双方表示，愿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相互协作，为两国的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共同努力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

　　十六、双方指出，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共同发展和推动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双方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进行合理、必要的改革，提高工作能力和效率。

　　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双方主张应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让中小国家有更多机会参与安理会决策。改革应通过广泛民主协商，就联合国改革所涉及的各类问题寻求“一揽子”解决并达成最广泛一致。

　　十七、双方表示，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深化成员国之间的睦邻互信和务实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努力发展和壮大上海合作组织、提升其影响力和国际威望符合各成员国的根本利益。

　　中方对乌方作为上海合作组织主席国成功举办2010年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努力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同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积极开展交往、采取措施增强上海合作组织在促进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中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

　　双方将一如既往地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相互协作，努力增强上海合作组织在保障地区安全、应对共同威胁和挑战、推进经济和人文领域合作方面的作用。

　　十八、双方强调阿富汗实现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指出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同阿富汗局势密切相关。

　　双方重申，加快由联合国主导、吸收有关各方参与的阿富汗和平重建进程，以及建立由地区各国和国际组织参加的推进阿富汗问题谈判进程的高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双方表示，愿与国际社会相互协作，推动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独立自主、睦邻友善和发展进步的阿富汗，使其摆脱恐怖主义和非法贩运毒品活动。

　　双方积极评价阿富汗和平重建进程，支持国际社会在联合国主导下，在尊重阿富汗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帮助阿富汗重建，共同促进阿富汗及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伊·阿·卡里莫夫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及中国人民对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的热情友好接待，并邀请胡锦涛主席在方便的时候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访问具体时间将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胡锦涛　　　　　　　　　　　伊·阿·卡里莫夫

　　　　　　　　　　　　　　　　　（签字）　　　　　　　　　　　　（签字）

　　　　　　　　　　　　　　　　　　　　　二0一一年四月十九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