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事诉讼中反询问规则之设置
毕玉谦

一、反询问概说
　　反询问（crossexamination）亦称交叉询问，它是开庭审理询问证人的第二个阶段，即在提供证人的一方对该证人进行主询问后，再由对方当事人或律师对该证人进行的询问。
　　在英美法中，设立反询问主要基于两个目的：其一是旨在暴露对方证人的证言矛盾、错误或不实之处，以降低其证据的证明效力，或者证明这个证人是不可信的。其二，是旨在使对方证人承认那些对本方有利的有关事实。其中的道理在于，如果当事人一方的律师能够借助反询问方式推翻由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那么该方就获得胜诉的筹码。正如苏格兰政府法律总顾问、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麦克平伦先生认为的那样：“在法庭上，适当地应用交叉询问这件武器，无疑是引出对方证词的不可靠之处，从而证实案件真实情况的最佳办法。”
　　交叉询问是英美法中最具诉讼特色的程序。证人在各自作证之后，还应接受对方当事人或律师的询问，以揭示证人证言和专家证言的不实之处或疑点，使事实审理者获得有关证人的证言或意见，以及值得怀疑、相互矛盾，不足采信的信息，以此来达到对主询问中获得的印象、感情或倾向重新加以验证或权衡的目的。“反询问的目的在于消除证人证言中对传唤他出庭作证的一方有利的部分，并且获得对反询问人有利的证人。通过反询问达到的这二个目的与争执点有关；但第一个目的必须借助反询问以寻求毁灭证人的信用才能实现。作为一种通例规则，反询问人比主询问人享有更为广泛的自由。他可以提出诱导性问题，他可以就前后不一致的陈述进行发问并证实那些被否认的事实的存在，他可以就证人的不良品格、先前的确信、不可靠性或抱有偏见进行发问，并且当这些被否定时将对这种确信、不可靠性在身体上或精神状态上的成因或者偏见予以证实。证人或许可以由任何一方当事人加以反询问”1在英美法国家，对另一方的证人进行交叉询问，是当事人的一项当然权利，因此，不得以任何理由对当事人的这项权利加以剥夺，否则，有关当事人可申请法院宣告有关的证人证言为无效。2正如英美法学者泰勒（Taylor）先生所言，要求证人受请他出庭作证的当事人的对方的反询问的折磨，是正当法律程序中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以便发现该证人的感觉能力、观察能力，观察时的注意程度，记忆力以及说真情的倾向。
　　在美国，由于法庭询问最精彩的阶段集中体现在对证人的交叉询问过程中，并在发现事实真相上显示了极为有效的作用，因此，被盛赞为基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所创就的最大法律运作机制的美称。
二、律师致力的目标与反询问中质疑所涉及的层面
　　尽可能短地完成对证人的交叉询问是律师努力争取的目标，因为，时间过长的交叉询问有可能使事实审理者产生这样一种印象：这位证人的证言具有可信性。这样便使得交叉询问的努力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因此，从诉讼技巧上，律师不宜给对方证人提供过多的时间和机会，使他能够乘机对自己已提供的证言作详尽的说明，从而增大证据的可信度。
　　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律师在交叉询问中，无论他打算提出的主张能否在法庭上得到证实，都要在庭审前对所要提问的对方每一个证人的历史及背景情况进行调查，即便不能做到如数家珍那样详尽、准确，也要尽可能地力争做到心中有数，以便在询问过程中牢牢把握主动权。在交叉询问中，律师总是想方设法、绞尽脑汁、穷追不舍地寻找对方证人提出的不利于己方证据的缺陷，以削弱其证据的证明力。因此，在庭审过程中，每一位律师向对方证人的交叉询问，总是显得像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般的刻薄与挑剔。
　　在英美法国家的庭审中，律师对出庭作证的证人进行交叉询问所采用的质疑方法，主要涉及到六个方面：其一为感觉缺陷；其二为证人的品格；其三为证人的精神状态；其四为证人的重罪前科与劣迹；其五为该证人以前的自相矛盾的陈述；其六为证人一方的利益或偏见。例如，就拿感觉缺陷而言，它无非是要证明这样一种事实的存在，即由于该证人限于视力差、视觉模糊或听力差等生理上存在的感觉缺陷，因而在事实上不能够借助其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观察和感受到他在直接询问中所陈述的内容。即便这些生理上的缺陷通常都是借助交叉询问方式来发现的，但也并不排除有时亦可以运用附带证据来证实该证人确实存在感觉上的缺陷，即凭借反映其感觉缺陷的其他证人的证言来发现。
三、反询问中的有关规则
　　交叉询问是一种比主询问更具灵活性、对抗性的问答形式。法律上一般对它所作的限制要比对主询问有更少一些的限制。
　　根据英国法，律师既可以不受限制地试图证实新的证据，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削弱对方证人证言的可信度，甚至还可以提出任何被他认为与案情有关的问题。但作为一种唯一的例外是，律师不得试图通过贬低对方证人的方法（即攻击其作证有偏袒）来削弱对方证据的可靠程度。英国法律对这些规则的设置显得既十分具体而又十分繁杂。其中一些规则的设置是旨在尽可能避免对事实审理者产生不良影响而刻意制定的，比如，某些诉讼争议之外的事实不能让事实审理者知悉，以免影响其对案件的公正审理。在民事诉讼中，律师可以就对方证人的品格进行发问，并且允许提供证据，以证明某证人系带有偏见或者证人系有不诚实的名声。比如，有一个女证人，她是其中一方诉讼当事人的女管家，这时，便可以对她进行反询问，以证明她的证言带有偏见。与此相比，在刑事诉讼中，除个别例外情形外，律师不得询问有关被告人品格问题。但是，若被告人或其辩护律师提出被告人品格良好的证据，或者向起诉方证人提问，设法使他们承认被告人品格良好，从而使被告人的品格成为争议的焦点问题时，起诉方的律师就以为反驳被告方的主张而提出被告人品格不良的证据。
　　根据美国联邦证据法规定，交叉询问限于直接询问时的主题和与证人诚信有关的问题。法庭经斟酌决定，可以允许像直接询问那样对附加的问题予以询问〔第611条（b）〕；在交叉询问时，可以允许一般的诱导性问题〔第611条（c）〕。
　　除在成文法上制定了相关规则外，从英美法的一些判例中也可以体现以下规则：
　　（一）对一方当事人不利的证据，除非他有在反询问中予以考验其真实性的机会，否则是不可采纳的；
　　（二）反询问不限于在主询问中证明的事实，能针对一切争执中的事实或有关联性的事实以及尽管没有关联性，但可以用来质疑证人信用或可靠性的事实，比如他过去所作的不一致的陈述；
　　（三）导致答复的问题可以提出，证人必须答复；
　　（四）反询问应针对事实，而不是针对论据；
　　（五）如果认为本来属于不可采纳的文书，但因是在反询问中提出的，而予以采纳的，那将是错误的；
　　（六）不反询问证人可能等于接受他对某一事实的陈述；
　　（七）除仅为提出书面申请证人出庭外，所有证人都能受到反询问；
　　（八）法官可以在反询问中不准许提出他认为是尽人所难或无关联的问题。3
四、有关立法例
　　一些英美法国家在立法上对反询问的目的和事项直接加以规定，如美国联邦证据法第614条规定，法庭可以自己提议或者根据当事人的建议传唤证人。所有当事人均有权对传唤的证人进行交叉询问。对该条规定，美国学者（Saltzburg）认为，联邦证据法第614条明确地确立了一条法则：联邦法官不只是一个解决争议的裁判者，他们还有权传唤和询问证人，因此，审判法官有权采用必要行为，而对陪审团的决定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即使在审判法官自行认定事实的案件中（没有陪审团参加），法官所采取的行为如传唤证人及询问证人都有相当大的潜力来影响他们的作证，从而影响他们所说的说服力。加利福尼亚州的证据法特别指出，法院可以指挥证人交叉询问的顺序，这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当法官可能在某一特定时间内传唤某一证人，而那时当事人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想到，应传唤这位证人出来作证。4这一点可以说是与英美法的传统相背离的，因为，传唤证人出庭作证是当事人的一项当然的权利。并且，根据美国的审前会议已就哪些证人出庭作证予以事先安排，并在事后的审前裁定中予以确认。
　　根据加拿大证据法的规定，凡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均负有提供证据并询问证人的责任〔第58条（1）〕。除非对证人的证言起到表白或并不引起争议或起启发性作用，或除非明显使人感到证人只愿意回答的问题使当事人确信将对案件的正常审理带来严重的影响，否则，该当事人对其传唤的证人不得进行诱导性询问〔第59条（1）〕。对此，加拿大法律修改委员会的学者认为，由对方当事人向证人提出诱导性问题，是用来测试该证人在主询问中作证时是否讲真话，或者他是否出现差错或被误导的一种最好不过的方式。因此，现行法律一向允许这样的反询问，这已在证据法第59条（2）项中予以确立。但是，一旦证人所作证言出现向反询问一方有利发展方向的偏差，那么将适用禁止诱导性规则来使这种偏差的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5
　　菲律宾证据法第132节第6条规定，在主询问结束后，对方当事人可以由针对证人在主询问时陈述的或与此有关的任何事项对该证人反询问。反询问以充分的全面性和自由性审查证人陈述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是否受利益或偏见的影响。反询问还可使证人说出与争议问题相关的所有重要的事实。
五、对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导入主询问与反询问方式的评析
　　在少数一些大陆法国家，由于英美法的影响而导入了主询问与反询问的方式，例如，日本现行的诉讼模式，对于证人的询问与过去不同，而采用直接询问制，即包括主询问与反询问。因此，传唤证人的当事人对于对方当事人的反询问，以及对证人的答复或对于法院的处分，均可以表示异议。6日本在二战结束后，受美国民事诉讼的直接影响，引进的这种交叉询问的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陆法与英美法在询问证人方式上的一种折衷或结合。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94条（1）规定，证人由提出对其询问的当事人先行询问（即主询问），在其询问完毕之后，再由其他当事人进行询问（即反询问）。但是，虽然日本的这种询问证人的方式显示了英美法中的一些重要特征，但是与英美法还是存在相当差异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英美法中的证人可由当事人传唤到庭，而在日本，证人则只能由法院传唤。
　　第二，在英美法中，询问证人主要由当事人进行，法官对证人的询问处于从属地位或仅起辅助作用，而在日本法的询问证人方式上，则体现的是一种当事人与法官并重的特征，法官对证人询问的作用并不亚于当事人对证人的询问，甚至在一些情形下，法官就当事人对证人的询问起限制性作用，例如，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94条（2）、（3）规定，审判长在当事人的询问结束后，可以询问证人。审判长认为必要时，可以随时自行询问或准许当事人询问。可见，在英美法中那种贯彻始终的主询问——反询问——再主询问——再反询问模式在日本法中不能体现的淋漓尽致，而要受制于审判长的裁量。
　　第三，日本的审判长从诉讼指挥的立场出发，就当事人对证人进行询问主动进行干预的作法，与英美法中要求法官应当以超然、消极甚至是被动的态度来调控询问证人程序的作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例如，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94条（2）规定，当事人的询问与已进行的询问相重复时，涉及与争执点无关的事项时或认为有特殊必要时，审判长可以限制询问。
　　第四，在英美法中的询问程序中，尤其是其中的反询问程序，为了实现其削弱证人证言的证据力以及降低该种证据的可信度的目的，相应设置了一系列的适用规则来处理诸如诱导性询问、对证人品格及行为的质疑、唤醒证人的记忆、敌意证人的出现等众多问题，而日本法则对此缺乏相应的规定，这也是日本法中的询问证人方式及程序与英美法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西班牙，当事人须将进行反询问对方证人的问题通过质问书（interrogatory）的形式先提交给法官，由法官加以审核，当法官认为提交的反询问问题与案情具有关联性时才予认可。准备在反询问中提出的问题必须事先封存在一个信封里，直到庭审中询问证人开始时才能打开。如果未能按要求这样封存反询问的问题，那么，有关当事人对证人的询问只能在法官的监管下开展。7可见，西班牙的反询问方式仍具有较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
　　在西班牙民事诉讼中，对证人的询问大致是这样进行的，即在证人宣誓和回答完一串联有关个人情况的法庭询问后，证人将由传唤其出庭作证的一方当事人的律师进行主询问，询问的问题应限于经法官事先认可的范围，接着由对方律师对其进行反询问，反询问的问题也不得超出经法官认可的范围。在回答每一问题时，证人必须采取口头形式，不得利用任何书面材料。在证人作证时，不允许打断证人的陈述。在所有证人作证之后，双方的律师可以就未经法官认可为具有关联性而在询问中提出的任何直接询问的问题或反询问的问题向当事人发问。法官可以依职权或应其中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向证人提出问题以澄清证人在接受律师询问时所陈述的那些案件事实。8可见，西班牙这种“结合式”询问证人模式是两大法系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一种较完善的融合，这种作法既保留了大陆法一些固有的特色，又吸收了英美法的一些宝贵经验，势必会对两大法系在审判方式上的发展走势产生积极的影响，并具有广泛的借鉴价值。
六、反询问中的固有缺陷
　　但是，不幸的是，交叉询问也有其固定的弊端。由于包括交叉询问在内的诉讼机制所使然，诉讼的成败，不是取决于案件原先就存在的证据，而是受制于庭审过程中经过双方出示和激烈的争辩，并且经事实审理者裁决认定的证据，而后者常常又与律师采用何种方式、技巧或手段进行交叉询问有极密切的联系。为此，有些律师便认为，既然交叉询问的目的是力求证实对方证人缺乏可信度，证实该证人所提供的证据缺乏可靠性，并乘机使对方证人承认某些有利于本方的事实；而法律又规定在交叉询问中可以对证人进行诱导，且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采取任何方式进行诱导，因此，不惜利用交叉询问的良机对对方证人造成某种恐吓和威胁；另有一些律师则借助于交叉询问规则所赋予的较为广阔的空间和回旋余地，在一些枝节或烦琐问题上进行无端的纠缠，借以迷惑事实审理者的正常视线，扰乱事实审理者对案件的事实的实质性问题作出较为理智的判断，导致案件的判决发生差错。这些教训应引起人们的深思和反省。
七、对我国设置反询问规则的探讨
　　对于我国设置反询问规则的必要性，可参见主询问规则中的相关内容，这里不再赘述。9反询问是英美法审判方式上的主要精华之一，反观大陆法一些国家如日本、西班牙等对反询问规则的借鉴与引入经验及教训，笔者认为，设置我国的反询问规则应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在借鉴英美法的同时，也应注意发挥大陆法审判方式上的某些优势，为此建议：
　　第一，反询问应限于与案件事实有关的问题，在此，像主询问一样，应注重发挥审判长的指挥权，审判长在反询问中可以制止一切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或使证人感到难堪的事项等不适当的询问；
　　第二，反询问一般应限于证人在主询问中所涉及陈述的范围或与此有关的任何事项；
　　第三，反询问是旨在证实或审查证人陈述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是否受任何利益或偏见的影响，因此，允许询问人提出诱导性问题；
　　第四，在再主询问之后，对方当事人可以就对证人在再主询问中陈述的有关事项进行再反询问；
　　第五，当对证人的询问的事项与系争事实无关，或容易产生误导、混乱，或造成不必要的拖延、浪费时间或者重复赘述，或使证人处于极度难堪，有伤社会风化时，审判长应及时予以制止或限制；
　　第六，在当事人对证人反询问结束后，审判长可以进行补充性询问。并且，如认为必要，审判长可以随时询问证人；
　　第七，应当指出的是，按照我国现行的庭前准备程序设置是完全不具备对证人进行反询问的必要前提条件的，因此，在诉讼构架上不能采取单纯肢解移植的方式，为了吸收日本在此方面的深刻教训，?有必要在庭审前设置旨在披露证据的发现程序，通过双方交换证据，并以举证时限来严格限制当事人对交换证据的懈怠，预先确定事实争执点，对有关证据和争执点通过审前裁定的形式予以固定，为主询问与反询问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
　　八、关于询问规则的立法建议
　　第一条证人由提出对其询问的当事人先行询问；在其询问结束后，再由他方当事人进行询问。
谈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特点

田永东


　　因未成年人心理和生理特点，决定了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应与成年人的有所区别。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主要特点是：（一）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要更加突出教育改造的方针，寓教育、感化、挽救于各个诉讼阶段之中。（二）从侦查、起诉、审判到执行，均采取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诉讼制度和程序，诉讼程序的设计表现得更为灵活多样、缓和、宽松。（三）对证据的运用，要有较高的证明要求，不仅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且还要证明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家庭、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原因。（四）国家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不仅赋予未成年被告人更多的诉讼权利，而且还有更多的保证实施的措施。具体而言，在适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必须查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准确出生日期
　　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无论是立案阶段，还是侦查、起诉、审判活动，都必须重点查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准确出生日期，需具体到“日”，因为年龄因素很可能决定着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对此：（一）《高检规定》第8条规定，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把是否已满14、16、18周岁的临界年龄，作为重要事实予以查清。对难以判断犯罪嫌疑人实际年龄，影响案件认定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需要补充侦查的，同时通知公安机关。（二）必须首先关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准确出生日期，并且具体到“日”是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活动的重要任务之一。《高法规定》第28条规定，法庭调查时，审判人员应当核实未成年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行为时的年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的规定，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相关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但是无法准确查明被告人具体出生日期的，应当认定其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由专门机构或专职人员承办
　　（一）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并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
　　（二）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员或者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依法组成少年法庭进行。
　　（三）有关的司法解释和部门文件也有规定，如根据《公安部规定》第6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职人员承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应注意，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人员应具有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等专业基本知识和有关法律知识，并具有一定的办案经验。这些措施都是考虑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身心特点，以利于更好地教育、感化、挽救这些未成年人。对此：1、《高检规定》第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设立专门工作机构或者专门工作小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具备条件的应当指定专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检察人员承办。2、《高法规定》第6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可以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条件尚不具备的地方，应当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或者由专人负责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设立少年法庭指导小组，指导少年法庭的工作，总结和推广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少年法庭指导小组应当有专人或者设立办公室负责具体指导工作。3、《高法规定》第8条规定，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的审判长，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审判员担任，并且应当保持其工作的相对稳定性。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人民陪审员，一般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并经过必要培训的共青团、妇联、工会、学校的干部、教师或者离退休人员、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等担任。
　　三、诉讼工作的全面性和细致性
　　《公安部规定》第10条、《高检规定》第16条和第18条、《高法规定》第21条均规定，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不仅必须完成与成年人案件同样的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确认犯罪人等各项工作，而且诉讼活动还应当更加全面和细致，必须更注意案件细节问题的调查取证和确认。在制作诉讼文书时，公安司法人员除了应当在文书上载明案件来源、发案时间、地点、犯罪事实、现有的证据材料、法律依据和处理意见外，还应当着重写明犯罪嫌疑人的确切出生时间、生活居住环境、心理性格特征、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等情况。这些内容应当尽量详细、全面。
　　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特别的诉讼权利
　　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除了享有与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同的诉讼权利外，还享有一些特殊的权利，办案机关应当依法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这些特殊权利。例如：（一）《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对于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他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6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三）《高检规定》第4条第1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依法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名誉，尊重其人格尊严，不得公开或者传播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四）《高法规定》第19条规定，开庭审理前，应当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出庭。法定代理人无法出庭或者确实不适宜出庭的，应另行通知其他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近亲属出庭。经通知，其他监护人或者成年近亲属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卷。第24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辩护台靠近旁听区一侧为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设置席位。
　　五、严格限制强制措施的适用
　　《公安部规定》第15条规定，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应当严格限制和尽量减少使用强制措施。《高检规定》：（一）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把是否已满14、16、18周岁的临界年龄，作为重要事实予以查清，对难以判断实际年龄、影响案件认定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二）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三）对于罪行较轻，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没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较小，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予批准逮捕。对于罪行较严重，但主观恶性不大，有悔罪表现，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不具有社会危险性，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也可以依法不予批准逮捕：1、初次犯罪、过失犯罪的；2、犯罪预备、中止、未遂的；3、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4、犯罪后能够如实交待罪行，认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积极退赃，尽力减少和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的；5、不是共同犯罪的主犯或者集团犯罪中的首要分子的；6、属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系在校学生的；7、其他没有逮捕必要的情形。
　　六、区别对等的起诉政策
　　《高检规定》将“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区别对等的刑事政策，《高检规定》第20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应当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一）被胁迫参与犯罪的；（二）犯罪预备、中止的；（三）在共同犯罪中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四）是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的；（五）因防卫过当或者紧急避险构成犯罪的；（六）有自首或者重大立功表现的；（七）其他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情形。
　　七、使用相对缓和的办案方式
　　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使用相对缓和的办案方式。（一）《公安部规定》第13条规定，讯问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时，应当耐心细致地听取其陈述或者辩解，认真审核、查证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和线索，并针对其思想顾虑、畏惧心理、抵触情绪进行疏导和教育。第22条规定，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原则上不得使用械具。对确有行凶、逃跑、自杀、自伤、自残等现实危险，必须使用械具的，应当以避免和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限度，现实危险消除后，应当立即停止使用。（二）《高检规定》第11条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得使用械具。对于确有人身危险性， 必须使用戒具的，在现实危险消除后，应当立即停止使用。第29条规定，公诉人出席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法庭，应当遵守公诉人出庭行为规范要求，发言时应当语调温和，并注意用语文明、准确，通俗易懂。（三）《高法规定》第25条规定，在法庭上不得对未成年被告人使用械具。未成年被告人在法庭上可以坐着接受法庭调查、询问，在回答审判人员的提问、宣判时应当起立。第20条规定，开庭审理前，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长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安排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成年近亲属、教师等人员与未成年被告人会见。法庭审理时，审判人员应当注意未成年被告人的智力发育程度和心理状态，要态度严肃、和蔼，用语准确、通俗易懂。发现有对未成年被告人诱供、训斥、讽刺或者威胁的情形时，应当及时制止。时刻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田永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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