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反思和重构
李长健 * 张锋**
（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0）
（本文发表于《经济师》2006年第六期）
作者简介李长健，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法学系主任，经济法学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生，湖北省法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市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和“三农”法律问题研究。张 锋，安徽涡阳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学、行政法学。
摘 要：食品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各个国家都对食品安全监管高度重视，我们通过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反思，结合我国政府主导型社会的背景，在政府主导型社会的基础上构建政府主导下的食品安全综合性监管模式。
关键词：食品安全监管 第三部门 综合性监管模式
Abstract: Food’s safety is a very complicated social problem, Every country take great attention to Food’s safety supervising, We may construct a synthetical supervising pattern under government dominant, from considering the government Food’s safety supervising, and at the base of government dominant society.
Key word: Food’s safety No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Synthetical supervising pattern
2005年从“苏丹红”事件到牛奶事件、甲醇啤酒、孔雀石绿、致癌薯条，食品安全的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国家食品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关系到每个食品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社会的稳定和社会公共利益。试想一个国家连公民的食品安全都不能保障，那么它的职能如何实现？它又怎能代表公民的利益、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可持续化发展呢？我们面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挑战，我们不得不追问和反思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监管机制和监管模式？
一、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理性反思
（一）、公权力视角下食品安全监管的反思。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控制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也作为一种行政权力，完全由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监管权力。改革开放之后，引入市场机制，但是我国是政府主导下市场经济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它是不完善的政府和不完善的市场的混合，市场失灵必然导致市场垄断、外部性问题、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所以在食品安全领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政府公权力是必须涉入的，运用政府公权力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方面具有天然的成本优势。因为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是一种纯粹的公共产品，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它的资产专有性程度高，提供替代产品供给的成本代价高昂，并且很难获得法律上的权威性；若由私权利主体在食品安全监管立法、执法、司法方面供给，它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是巨大的，不能发挥政府权力的规模成本优势、政府公信力优势，也必将造成社会监管成本的增加。
由于政府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必然出现政府监管失灵、低效问题，导致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社会成本增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第一，食品安全监管的产权难以界定清晰，而产权不清晰导致信息不对称，政府官员在缺乏有效的激励制约机制下，很容易被食品利益集团“捕获”，可能出现权力异化、出租和寻租，出现政府监管行为与监管收益的“弱相关”的现象，导致政府监管行为违背社会的公共利益；第二，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单一供给模式，公众对监管制度没有可选择性，政府在没有相应竞争压力的情况下，缺乏制度创新的动力，致使行政监管的效率低下，不能及时满足社会对食品监管需求，出现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不均衡。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在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不均衡的情况下，产权难以界定清楚，社会资源会产生巨大的浪费，增加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并且食品安全监管直接关系地方经济利益的得失，使得地方政府对新制度抵制、修正，阻碍新制度的实施；第三，政府监管的的成本巨大，导致政府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监管。因为食品安全技术性、专业性很强，而受监管主体在技术上往往拥有信息成本优势，政府要想对受监管主体有效监管，必须在相关的技术、专业、行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精力，形成庞大的官僚组织，直接增加政府监管成本，甚至，政府考虑到财政预算，监管的成本收益，不愿意提高监管能力；第四，政府监管行为的单方性、强制性、刚性， 导致行政监管行为的不易接受性，受监管主体可能会对监管行为不服，导致监管执行困难，增加行政的执行成本，也会引起不必要的争端，增加社会的诉讼成本；并且政府行为的单方性，信息不能在政府、受监管主体和消费者之间有效沟通，致使制度供给的非合意均衡，出现“零和博弈”和“负和博弈”，政府监管达不到帕累托最优效果。[1]
（二）私权利视角下食品安全监管的反思
私权利主体包括食品企业的投资者、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等，他们都可以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其中消费者与食品安全利益关系最大，并且其他私权利主体在一定的程度上本身也是消费者，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反思消费者监管模式。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他们的监管行为和监管收益“强相关”，他们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动力最强，呼声最大，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对相关主体施加压力，通过公民的投票权、结社权推动国家、第三部门的监管，他们是食品安全监管的基础力量；食品消费者代表的利益主体最广泛，利害关系最明确，他们可以通过消费者购买指数消费者对受监管主体的经济利益进行影响，使受监管主体认识到食品安全关系到自身的经济利益、利润；同时食品消费者也可以通过诉讼等法律方式实现对受监管主体的监督，加大受监管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使他们在巨大的经济成本压力下规范运作，降低社会成本；最后食品消费者的直接监督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受监管主体的机会行为，也在另一方面节约了政府、第三部门的监管成本。
虽私权利主体监管行为和收益“强相关”，但不一定必然促成“正相关”。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食品供给者具有明显的信息成本优势，他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食品消费者获得食品安全信息的成本高昂，也不可能在购买食品时收集所有相关的食品安全信息；另外食品安全信息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特点，普通的消费者也不具有收集、分析、判断的能力，并且信息收集、分析、处理的成本巨大；还有一些安全隐患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现，如果这也需要消费者自我鉴别，也是成本高昂，也不具有可操作性；普通消费者提起食品安全诉讼，面对的是实力雄厚的企业，食品安全的举证需要较强的专业性，消费者在举证责任方面也很困难，这也增加了消费者的诉讼成本；还有食品安全关系重大，一旦发生事故，它的社会危害后果不堪设想，比如“公地悲剧”的出现，这些都论证了消费者个体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成本巨大，不具有可操作性，不利于保障消费者的基本权利。
二、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合理重构的路径选择
（一）、社会权力视角下的食品安全监管
通过对公权力视角下食品安全监管和私权力视角下食品安全监管的反思，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监管导致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监管缺乏多元性、公开性、互动性、参与性和开放性。为提高监管的效率，我们可以将视角转向社会权力领域，引入社会的力量、资源和组织，而第三部门契合了社会权力融入食品安全监管的需要。
第三部门是指，以供给准公共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不具有强制性，实行自愿和自治式运作，独立于政府主体和私人主体之外的民间组织机构。[2]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准公共性，它的设立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以社会整体利益优化，主要供给准公共产品，不以供给私人产品为主要取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既没有私人主体的唯利性，也不象政府那样具有超市场性，虽然也要引入竞争机制，但它面向市场但不屈从于市场、超脱于市场但不能超越于市场；第二，非强制性，即完全不能（或主要不能）像政府部门那样借助于政府机器的强制力量来开展活动，也就是说，它应当主要靠自愿和自治的方式来运作；第三，民间性，即它在法律地位上是不能是政府的附属物，在人员任免上不能是政府编制，在业务活动上不能是政府命令或包办，这也是独立性的要求和表现，即它必须同时既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又独立于私人部门之外，以保证它的管理规范、公平、公正，平衡协调政府和私人之间的关系，使它的管理更有可执行性，可接受性；第四，专业性，食品的安全信息具有较高的技术性、专业性，而且受监管者总是具有信息成本优势，这就需要第三部门主体具有专业性，能在相关的专业、行业、领域提供专业的服务，平衡各主体信息不对称之间的矛盾。并且第三部门是公众组织，它代表相关利益群体的公共利益，能更好的协调政府、受监管主体和消费者的利益关系，促使第三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行为与监管收益“正相关”。
第三部门所具有的特征，使它对食品安全监管时更具有效率性、公正性、互动性、可接受性、专业性、参与性和开放性，降低具体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成本。第一，降低食品安全监管的立法、执法、司法成本。第三部门的融入，促成了政府、受监管主体、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信息不对称，使国家在进行食品安全的立法时，充分考虑了其他监管主体和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增加了国家食品安全立法的科学性；第二，第三部门在提供技术、标准方面的专业、中立、公正，提高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权威，增加社会受监管主体对监管行为的接受程度，使食品监管的规定利于执行，减少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执行成本；食品安全监管立法的科学完善，执行的可接受性，减少了监管方面的纠纷，减少了不必要的诉讼成本，减轻国家司法资源的压力；第三，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第三部门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多元性和参与性，可以在政府、消费者、受监管主体之间搭建了信息平台，食品安全信息低成本的向公众公开，消费者易于收集、分析、判断食品安全信息，相关主体在较低的信息成本下进行交易，降低了食品交易的契约成本，增加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指数，提高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增加社会的经济收益；第四，降低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供给、变迁、创新的成本。由于政府、第三部门、消费者共同参与对食品安全的监管，首先在数量上增加了公共产品的供给，即增加了社会的总收益。再者，三元主体的供给，势必出现有效的竞争格局，在巨大竞争的压力下，供给主体必将提高供给的质量；三元监管主体之间是合意均衡，信息合理高效流动，监管制度更易于实现相对均衡，加快制度变迁的周期，降低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变迁成本；三元监管主体之间的有效竞争，增加了整个社会监管制度创新的动力。
（二）、政府主导下的食品安全综合监管模式的构建
我们通过对公权力和私权力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反思，引入社会权力、力量、资源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社会权力能有效得平衡政府、受监管主体、私权利主体的利益关系，克服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市场经济中的外部性、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但是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也是政府主导下的改革，政府权力无处不在，并且长期形成了“大政府”和“小社会”、“强政府”和“弱社会”的局面，所以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也必须建立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尤其是我国目前是社会转型期和政府转轨期，是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政府并存，若离开政府的主导进行食品安全监管是难以想象的，也难以实现食品安全监管的社会公共利益。政府主导下的食品安全综合监管体系可以实现监管行为和监管收益的“协调、可持续性正相关”。
1、政府强化在食品安全立法、执法、司法方面的监管。
第一，强化食品企业的市场准入标准。建立严格的食品企业市场准入制度，从源头上禁止不合格食品企业进入市场，是食品安全防护网的首要防线。我国法律应该明确食品经营企业具备的卫生条件和检测手段，对食品企业的立项、安全状况进行实质性审查，增加对食品企业的投资者和管理者强制性的培训和实质性的、不流于形式的考核，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二，整合我国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体系。我国目前对食品安全监管的主要法律法规有《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这些法律存在交叉、重叠、矛盾、空白，对同一食品违法行为，法律又不同的规定，有些规定甚至是矛盾的，但对有些违法行为，却出现法律的空白，没有相应的法律去规范，导致执法上的混乱；第三，组建政府监管的综合机构，提高监管效率。建立一个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且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横向监管机构，以中立者的身份在政府、受监管主体、消费者之间保持均衡，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实现监管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第四，加大受监管主体的违法责任后果。食品企业是理性经济人，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它们在进行食品的供给时，拥有较大的信息成本优势，如果对违法后果的预期成本低于违法收益，它们会尽一切努力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不惜损人利己，公然违背政府法律，甚至损害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必须加大违法责任后果，综合运用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刑事处罚，对受监管主体以经济、能力、商誉处罚，增加受监管主体的违法成本，使它在巨大经济、法律、社会成本的压力下克制机会主义行为。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虽然欲望可能会促使他们做坏人，然而利益却阻止他们这样做”。[3]
2、政府加大对第三部门的培育和支持。
第一，政府应通过立法确定第三部门的法律地位。目前我国第三部门主体的数量有限，质量不高，不能满足对食品安全监管的需求，并且我国第三部门的法律地位不高，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在人事、业务、财务上受行政机关很大的限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三部门的监管将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力量，所以要大力发展第三部门，赋予其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使他们能独立得做出行为，政府也要把具体的食品安全管理权限回归给第三部门，使他们拥有准公共权力，保障它们的独立性、权威性、公正性；[4]第二，政府培育体系完整的第三部门组织。第三部门组织是监管食品安全的重要力量，要实现监管的作用，必须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即建立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机构、食品安全的检测机构、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机构、食品安全信用评估机构、食品安全的信息收集、分析、披露机构，各机构分工合作，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共同实现对食品安全的监管。第三，政府建立综合性监管网络，综合性监管本质是整合社会资源，利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实现监管目标，即调动政府立法、执法、司法监管、第三部门具体业务管理、媒体舆论监督、个人的起诉监督等，并利用网络平台，及时通报、发布食品安全的信息，并且实现在各监管主体之间信息共享，降低公众收集食品安全信息的成本。
3、政府确保消费者的权利，建立消费者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
第一，确保消费者个人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等。无论是政府主体的监管，还是第三部门的监管，都是由具体的个人来操作，而每个具体的个人都将扮演消费者的角色，最终落实到每个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诉讼权，也就客观上推动政府主体监管和第三部门主体的监管的实施；另外，消费者个人利益受到侵害，也最有动力对政府和第三部门施加压力，比如，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来促使他们履行监管义务，实现对食品安全的依法监管。第二，建立消费者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消费者也是经济人，是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在维护自己的权利时也要考虑成本收益，尤其是对抗实力强大的企业，所以政府要建立利益驱动机制，用利益来引导消费者的行为，提高消费者监管的动力。[5]政府尽量提供充分的食品安全信息，以克服信息不对称，促使消费者有能力进行更有的效的监管。减轻消费者在食品安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延长起诉时效，提高受监管主体对消费者的民事赔偿标准，使消费者愿意起诉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政府要加大宣传，正确引导消费者健康消费，减少消费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概率。
参考文献：
[1]杨龙,王骚.政府经济学[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
[2]王建芹.第三种力量——中国后市场经济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译，商务印书馆，1982.
[4]李长建,张锋.一种社会性监管模式——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理性回归[J].重庆社会科学，2006（3）
[5] ]李长健、陈占江.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及其原因分析[J].中国科技信息，2005,（1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开发协会开发信贷协定（森林资源发展和保护项目）
中国 国际开发协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开发协会开发信贷协定
（森林资源发展和保护项目）
（签订日期１９９４年７月６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借款人）与国际开发协会（协会）于一九九四年七月六日签订本协定。
鉴于
（Ａ）借款人对本协定附件二所说明的项目的可行性和优先性表示满意，请求协会就该项目提供资助；
（Ｂ）借款人希望从全球环境保护基金（环保基金）获得一笔总额相当于一千三百一十万个特别提款权（ＳＤＲ１３１０００００）的赠款（环保基金赠款），用于资助本项目的Ｃ部分；
（Ｃ）协会已经同意，特别是基于以前的惯例，按照本协定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将这笔信贷提供给借款人；
为此，本协定的缔约双方现协议如下：
第一条 通则；定义
１．０１节 协会于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实施的《国际开发协会开发信贷协定通则》（下称《通则》），在删除其３．０２节的最后一句后，是构成本协定整体的一部分。
１．０２节 本协定中所使用的词汇，除上下文另有要求外，其含义均按《通则》和本协定序言中的定义解释。而下列新增词汇，则具有以下定义：
（ａ）“造林项目省”系指除陕西省以外的其他项目省；
（ｂ）“ＭＯＦ”系指借款人的财政部及其后继替代单位；
（ｃ）“ＭＦＯ”系指借款人的林业部及其后继替代单位；
（ｄ）“项目实施安排”系指项目实施规定及各造林项目省根据本协定第３．０３节的规定所提交的接受信；
（ｅ）“项目实施规定”系指财政部和林业部根据本协定第３．０３节（ａ）段的规定联合颁发的有关项目实施的详细规定；
（ｆ）“项目省份”系指安徽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河北省、黑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辽宁省、山西省、陕西省、四川省、云南省、浙江省；“项目省”系指项目省份中的任何一个省；
（ｇ）“专用账户”系指本协定第２．０２节（ｂ）段所提及的账户；
第二条 信贷
２．０１节 协会同意按照本信贷协定所规定或提及的条款和条件，向借款人提供一笔以多种货币计算的总额相当于一亿四千一百七十万个特别提款权（ＳＤＲ１４１７０００００）的信贷。
２．０２节 （ａ）本信贷金额可根据本协定附件一的规定从信贷账户中提取，用于支付已经发生的（或如协会同意，也可用于支付将要发生的），本协定附件二描述的本项目所需的，并应由本信贷资金支付的货物和服务的合理费用。
（ｂ）为了实施本项目，借款人应按照协会所满意的条款和条件，包括适当防止抵消、没收或扣押，在一个协会可以接受的银行开设一个美元专用账户。该专用账户中款项的存入和支付均应按照本协定附件五的规定办理。
２．０３节 提款截止日期应为二００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由协会另行规定的更晚的日期。对于更晚的日期，协会应及时通知借款人。
２．０４节 （ａ）对尚未提取的信贷本金，借款人应按协会每年六月三十日确定的，不超过百分之零点五（百分之一的二分之一）的年率，按时向协会交付承诺费。
（ｂ）承诺费应：
（ｉ）从信贷协定签字之后六十天起算，一直到款项由借款人从信贷账户上提取，或款项被注销的日期止；及
（ｉｉ）按计承诺费之日前一个六月三十日确定的年率或根据上述（ａ）段规定随时确定的其他年率。每年六月三十日确定的年率将适用于该协定２．０６节规定的下一次偿付日所在那一年。
（ｃ）承诺费应：
（ｉ）在协会合理要求的地方支付；
（ｉｉ）在交付上不受借款人施加的或借款人领土内的任何限制；及
（ｉｉｉ）按照《通则》第４．０２节为本协定选定的货币，或按照该条款随时指定或选定的其他一种或几种合格的货币支付。
２．０５节 对已提取而尚未偿还的信贷本金，借款人应按百分之零点七五（百分之一的四分之三）的年率，按时向协会支付手续费。
２．０６节 承诺费和手续费每半年交付一次，在每年的五月十五日和十一月十五日交付。
２．０７节 （ａ）根据下述（ｂ）及（ｃ）段，借款人应从二００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始至二０二九年五月十五日止，每半年分期付款偿还一次信贷本金，付款日期为每年五月十五日及十一月十五日。在二０一四年五月十五日以前包括当期每次应付本金的百分之一点二五（百分之一又四分之一），此后每期应付本金的百分之二点五（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
（ｂ）无论何时：
（ｉ）当协会确定，借款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一九八五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连续五年超过７９０美元；及
（ｉｉ）银行将考虑借款人的偿债信誉足以使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时，在经协会执董会审查、批准，并在执董会对借款人的经济发展情况给予适当考虑后，协会得对上述（ａ）段分期偿还条款进行修改，要求借款人将尚未到期的分期偿还金额每次加一倍偿还，直至本信贷本金全部偿还为止。如借款人有此要求，协会也可变更这一修改办法，只要协会断定，这样的变更不改变因上述还款办法的修改而获得的优惠成份，将上述部分或全部增加每期分期偿还金额的办法，改为由借款人对已提取而未偿还的信贷本金部分，按与协会商定的年率交付利息的办法。
（ｃ）如果，在根据上述（ｂ）段规定对条款进行修改后的任何时候，协会确定借款人的经济情况严重恶化，如借款人有此要求，协会可对偿还条款再作修改，使之与上述（ａ）段中所列的分期偿还时间表一致。
２．０８节 根据《通则》第４．０２节的要求，兹确定美利坚合众国的货币为规定的货币。
第三条 项目的执行
３．０１节 （ａ）借款人申明为实现本协定附件二规定的项目目标所作的承诺，为此，借款人应通过其林业部和各项目省以应有的勤奋和效率以及适当的营林、环保和管理措施实施本项目，并提供本项目随时需要的资金、设施、服务和其他资源。
（ｂ）不限于本节（ａ）段的规定，除非借款人和协会另有规定，借款人还应根据本协定附件四规定的实施计划执行项目。
３．０２节 （ａ）借款人应按照下列条款和条件，分别将用于本项目Ａ部分及本项目Ｄ、Ｅ、Ｆ三部分中与Ａ部分提及的造林活动相关部分的相应的信贷资金提供给各有关项目省：
（ｉ）转贷期不超过二十年，其中包括八年宽限期；
（ｉｉ）转贷年利率为４．５％；及
（ｉｉｉ）还贷期内特别提款权与借款人的货币之间的外汇风险由有关项目省各自承担。
（ｂ）借款人应按照下列条款和条件，分别将用于本项目Ｂ部分及本项目Ｄ、Ｅ、Ｆ三部分中与Ｂ部分提及的营造防护林活动相关部分的相应的信贷资金提供给四川省和湖北省：
（ｉ）转贷期不超过二十五年，其中包括十年宽限期；
（ｉｉ）转贷年利率为２．５％；
（ｉｉｉ）还贷期内特别提款权与借款人的货币之间的外汇风险分别由两项目省各自承担。
（ｃ）借款人应促使各造林项目省：
（ｉ）按照上述（ａ）段和（ｂ）段所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并根据项目建设内容，将信贷资金进一步转贷给其所辖的项目县，同时，如果项目外汇风险由省级承担，省向下提供的所有人民币贷款的年利率，在上述（ａ）段和（ｂ）段规定的相应条款和条件的基础上，均不得超过二个百分点；
（ｉｉ）促使各项目县按照所述的条款和条件，包括所有外汇风险，将信贷资金提供给最终用款人。
３．０３节 （ａ）借款人应促使其财政部和林业部：
（ｉ）向各造林项目省颁发业经协会认可的《项目实施规定》，对项目执行作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和规定；及
（ｉｉ）将项目实施规定，连同上述第３．０２节所规定的转贷条件，告知各造林项目省，并由各省出具接受上述安排的书面材料。
（ｂ）借款人应保证《项目实施规定》包括下述条款：
（ｉ）各项目省应以其应有的勤奋和效率，采取适当的林业、环境保护和管理措施，并根据需要迅速提供项目所需的资金、设施、服务及其他资源，实施或促使实施其各自的项目部分；
（ｉｉ）这些项目省应如本协定附件四第Ａ．１段所规定的那样，建立并维持省级项目管理办公室，同时应促使维持县级项目办公室；及
（ｉｉｉ）各项目省应分别与其所隶属的项目县签署协议，确保项目实施按照《项目实施规定》进行，并按本协定第３．０２节（ｃ）段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安排信贷资金转贷；
３．０４节 除非协会另行同意，凡本项目所需的并将由本信贷资金支付的货物、工程采购以及聘请咨询专家的费用，均应按照项目协定附件三的规定办理。
第四条 财务约文
４．０１节 （ａ）借款人应按照健全的会计惯例保存或促使保存能充分反映其负责执行本项目或执行本项目任何部分的部门或机构的运行、资金和支出状况的记录和账目。
（ｂ）借款人应：
（ｉ）由协会可以接受的独立的审计师，按照一贯运用的适当的审计原则，对本节（ａ）段提及的每一年度的记录及账目，包括专用账户，进行审计；
（ｉｉ）尽快，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每一财政年度结束后六个月，向协会提供一份其范围和详细程度符合协会合理要求的由上述审计师写出的审计报告；及
（ｉｉｉ）向协会提供协会随时合理要求的有关上述记录、账目和审计的材料。
（ｃ）凡通过费用报表形式从信贷账户报账提款的支出，借款人应：
（ｉ）根据本节（ａ）段的规定，保留或促使保留反映这些支出的记录和账目；
（ｉｉ）确保所有能证明上述支出的记录（合同、订单、发票、账单、收据和其他文件）在协会收到从信贷账户提取或从专用账户支出的最后一笔款项的那一财年的审计报告之后至少保留一年；
（ｉｉｉ）使协会的代表能检查这些记录；
（ｉｖ）确保这些记录和账目包括在本节（ｂ）段所提及的年度审计中，以及包括由上述审计师出具的关于该财年递交的费用报表，连同准备报表时涉及到的程序和内部控制的独立意见书在内的审计报告，足以用来为相应的提款提供证据。
第五条 协会的补救措施
５．０１节 根据《通则》６．０２节（ｈ）段规定，增加以下事项：即所有项目实施安排中的任何一方未履行其应尽的任何一项义务。
５．０２节 根据《通则》７．０１节（ｄ）段规定，增加以下事项，即：本协定５．０１节规定的情况发生并在协会向借款人就该情况发出通知后持续存在达六十天之久。
第六条 生效日；终止
６．０１节 在《通则》１２．０１节（ｂ）段的含义范围内，特规定以下情况为本信贷协定生效的附加条件：即根据本协定第３．０３节的要求，《项目实施规定》已经下发，并且，所有造林项目省均已出具书面接受材料。
６．０２节 在《通则》１２．０２节（ｂ）段的含义范围内，特规定将下列补充情况写入送交协会的一份或数份法律意见书内，即：项目实施安排中的所有有关条款，都对有关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６．０３节 兹确定本协定签字后九十天为《通则》第１２．０４节所规定的期限。
第七条 借款人的代表；地址
７．０１节 根据《通则》１１．０３节的要求，借款人的财政部部长被指定为借款人的代表。
７．０２节 根据《通则》１１．０１节的要求，兹确定如下地址：
借款人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 三里河 财政部 １００８２０
电报挂号：ＦＩＮＡＮＭ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电传号： ２２４８６ ＭＦＰＲＣ ＣＮ
协会方面：
美利坚合众国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２０４３３
西北区Ｈ街１８１８号
国际开发协会
电报挂号：ＩＮＤＥＶＡ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电传号：２４８４２３（ＲＣＡ），８２９８７（ＦＴＣＣ），６４１４５（ＷＵＩ）或１９７６８８（ＴＲＴ）
本协定的缔约双方，通过其各自正式授权的代表，于协定开始所述的日期，在美利坚合众国哥伦比亚特区，以各自的名义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注：附件一、二、三、四、五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开发协会主管东亚和
授权代表 太平洋地区代理副行长
李道豫 尼古拉Ｃ·霍普
（签字） （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