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及其矫正
——兼论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协调
刘长秋
（200020，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
摘 要：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专指由于法律内容的频繁变动性而导致地对法律威信及其公众信任度的损抑。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的实质是由于立法对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关系的不恰当处理而导致的法律权威的一种病变。因此，矫正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实际上就是要在立法过程中正确处理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关系。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在我国目前的立法中已表现得非常突出，需要立法者采取适宜的对策加以应对。
关键词 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稳定性；适应性；协调
中图分类号：D900 文献标识码：A
就渊源而言，法律权威的产生主要是基于人们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任。正如有学人所指出的：“主体对法律信仰的程度越高，范围越大，表明法律越有权威；反之，如果主体对不信仰法律，虽然不能断言法律没有权威，但至少可以说明法律权威没有被显示出来。”[1] 基于此，笔者提出法律权威瑕疵这一概念，用以指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的对法律的威信及其公众信任度的损抑；而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就是由于法律内容的频繁变动性而导致的法律威信及其公众信任度的损抑。从原因方面来讲，法律权威瑕疵的产生是多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法律的不稳定性与内容的不公正性、执法部门的不依法行政、司法机关的不公正司法等，都是影响法律信用，从而使其产生权威瑕疵的现实或潜在根源。在我国，法律的权威瑕疵现象已相当普遍，产生的根源亦复杂多样，而法律的变动性所引发的权威瑕疵则表现得最为严重和突出。当前，随着 “依法治国”这一方略在我国的深入实施，我国先后制定并修改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都纳入了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但与此同时，我国在加快本国法制建设，力行“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却似乎过分地忽视了法律频繁变动性对法律权威的负面影响，以致与法律的频繁变动相伴随的法律的权威瑕疵现象已日益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研究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产生的根源，探讨其防范或应对粗略，无疑应成为每个法律工作者所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立法的稳定性、适应性及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
从根源上来说，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立法者对立法的适应性与稳定性之间关系处理的欠妥当导致的。那么，立法为什么要具有稳定性和适应性呢？在维系法律权威方面，立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显然是研究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所必需的。
众所周知，保持立法的相对稳定性是维护法律权威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我国立法过程中所理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立法的稳定程度直接影响着社会公众的法律理念，并进而影响到其对法律的整体信仰，而公众的整体法律信仰则是法律是否具有权威的一个主要衡量系数。“人们对现行法律的信仰程度越高，范围越广，表明法的权威性越强；反之，法律的权威性便越低。”[2] 因此，在一个立法稳定程度较高的国家里，其公民往往具有较强的法律理念，对法律有着较高的整体信仰，而法律的权威也相应较高。反之，在一个法律缺乏相对稳定性的国家里，由于立法频繁变动所导致的人们对法律内容的难于把握，人们往往会对法律产生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感，这就使其难以形成对法律的信仰，从而大大降低了法律所本应有的权威。所以，维护法律权威所必需的一项工作就是要科学立法以提高法律的预见性和生命力，从而恰当保持法律所应有的稳定性，降低法律变动性对其应有权威的损抑。
无庸讳言，适应性也是法律存在并保持其应有权威的一个实质性要件。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出现的、以实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的理想社会模式为目标的一种工具或手段，适应性是法律本身所内涵的一个要求，是法律有效发挥其调整功能的客观需要。法律的存在及其权威维系的主要意义在于：法律作为一种权威化的规范，本身就具有一定适应性，能够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伴生的某些尖锐矛盾，从而能够保证社会以某种有序的状态向前发展。这是法律适应性的价值所在。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法律必须具有适应性，否则，将无疑于一纸具文。
稳定性与适应性都是维护法律应有权威的必备要素，二者对立统一于法律权威的存续状态之内，并具体实现于相应的立法过程之中。具体说来，法律的稳定性是指法律的内容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不宜朝令夕改、随意变动；法律的适应性则是指法律的内容应与现实社会生活相挂靠，其具体规范应适合于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相应问题。法律的稳定性要求是建立在法律适应性的前提之上的，也就是说，稳定性的法律是以其内容的适应性为存在的基础的，只有具备了适应性的法律才有可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而缺乏适应性的法律必然会导致其内容上的频繁变动；反过来，法律的适应性也需要相应的稳定性作为依托，没有相对的稳定性，法律的适应性根本就无以存在。稳定性与适应性是保证法律权威安全、维护法律应有权威所必不可少且在某些方面相互配合、彼此支持的两道重要的保护网，二者尽管在某一段时间内可以彼此脱离对方而孤立存在，但这种存在状态必然会使法律在相应时间内失去其中的一道保护网，而相应增加了损害法律权威的各种外在因素侵入的机率，这必将会为法律的权威安全设置隐患，并会最终导致法律权威瑕疵的产生。另一方面，法律的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又存在着一种相互消长的关系。法律是由人制定的，但却决不是由人任意制定的。法律是为解决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矛盾而设置的，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矛盾的多样性必然要求其做频繁的变动。而作为一种具有调控、指引、预测、教育、评价和强制功能的行为规范，它又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这是其属性使然。因此，法律稳定性的实现必然会压抑其适应性的充分发挥，而要保持法律的适应性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其稳定性。
保持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并使法律的稳定性与其适应性相结合是我国立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维护法律权威的一个基本要求。然而，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关系的上述复杂性却为立法者实际衡量二者在维护法律权威过程中的分量并具体协调其相互关系设置了重大障碍，以致其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暂时牺牲法律的稳定性来成全其适应性。而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这种做法显然是有失妥当的，因为它会将法律的应有权威置于一种极其危险的境地，最终导致法律权威瑕疵的产生。作为一种权威化的规范，法律要想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发挥其权威性作用，就必须先要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和信任。但公众的这种认同和信任是有条件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法律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因为只有稳定的事物才能给人以安全感，只有给人以安全感的事物才容易使人们对其产生认同感和信任度。从法律产生和存续的基础来看，法律最初的产生一方面固然是基于阶级统治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基于人们对秩序化自由的渴望，即人们渴望通过法律来建立一种能保障其适度自由的秩序，该种秩序能够给人们以足够的安全感和稳定感，能够使其身心远离疲惫，使其生活保持安定与和谐。而缺乏稳定性的法律所建立起来的秩序显然难以给人们以足够的安全感和稳定感。因此，公众所愿意且最终能够认同和信任的法律只能是一种具有相当稳定性的法律，绝不会是一种以牺牲稳定性为代价来换取相对适应性的法律；而缺乏公众认同感和信任度的法律是不可能会具有健康的权威的。从这一点看来，稳定性是树立并保持法律权威的前提条件之一，而法律权威的构建和维系也始终都离不开法律稳定性的支持与配合。而法律的频繁变动性，由于极易导致法律内容之间的冲突，且使人们无法认识、知晓或充分了解不断增多的法律法规的内容，使许多法律都难以真正起到指引、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因而会对法律的权威造成极大的损抑；此外，法律的频繁变动性还会带来执法者执法的障碍及司法者司法的困难，这必然会影响法律的实效，从而间接影响法律的应有权威，为权威瑕疵的产生打造了另一诱因。
当前，我国正在加大步伐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我们相应加大了法制建设的力度，先后制定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这充分表明了中国用法制来推进和保障改革开放的决心。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无遗憾地看到：我们追求法治的良好愿望及与之相伴随的立法数量的增多并没有使许多法律树立和保持其应有权威；相反，由于过分追求立法的数量，我国法律的质量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许多法律都含有严重的权威瑕疵。因为，我国现行的许多法律都是以牺牲法律的稳定性为代价来成全其适应性的。这种成全在一定限度上挽回了法律的一点“面子”之外，却在更大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以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为例。1987年9月5日，我国制定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法》，但该法在实施后还不到8年的时间里便已问题层出，不仅因其严重的保守性和落后性而无法适应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紧迫需要，且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的完善。为此，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8月29日对该法作出了修改，而由于这次修改的立法指导思想仍趋保守，导致修改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仍旧无法满足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需要，又被迫于2000年4月30日对该法进行再次修改。这三次大的修改，充分暴露了我国立法质量的缺欠，也使得该法的权威性骤减，以致许多人都不仅对《大气污染防治法》所能够起到的实际作用不以为然，且甚至不认为该法也是由国家强制力加以保障实施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也都须严格遵守的法律，这无疑为有关机关的执法增设了许多障碍。在短短13年的时间里，一部法律便被三易其稿，这种情况在我国当代立法史上并非特例，相反，它已经成为我国立法实践中一种很为普遍以致许多人都习以为常的现象。这种的现象之普遍其实在我国现行宪法的变动史上也反映得极为明显，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颁行的，迄今已进行了数次修改，其中，在最近的一次修改——即1999年修宪的尘埃刚刚落定，人们对新宪法的内容才刚有初步认识的时候，新的修宪活动便伴随着“三个代表”在党政生活中的确立而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党中央甚至还专门提出了修宪建议。这在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对法制日益重视的同时，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我国法律在适应性方面所存在着的严重缺陷。而正是由于这些严重缺陷的存在，以致立法实践中不得不通过牺牲法律稳定性的方式来弥补其适应性不足的缺欠，而这一点直接导致了广大公众对立法内容把握难度的增加，影响了人们对立法本应有的情感和信任，从而最终引诱发了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的产生，使得不少法律都缺乏本应有的权威。
二、变动性权威瑕疵的矫治途径：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协调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的实质是由于立法者对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关系的不恰当处理而导致的法律权威的一种病变。因此，矫正这种瑕疵实际上就是要求正确合理地处理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我国以往的大多数的立法是以牺牲法律的稳定性为代价来成全其适应性的，这在强化了法律效能的同时，却也为法律带来了变动性权威瑕疵，从而极大地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从长远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很不可取的。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深入，这种做法必将以其显而易见的局限性而为我国的立法所摒弃。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都要求有高质量和健康权威的法律来保驾护航，探讨协调法律稳定性和适应性关系的有效途径，谋求建立二者之间关系的最佳模式，以保证法律权威的有力发挥和有效维护，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种矫治策略：
（一）适当发展判例法
判例是由一定司法机关（通常是最高法院）公布的要求本级或下级法院在处理相同或类似案件时予以遵循的具有典型性或制作良好的判决。[3] 判例法是关于创制、借鉴并遵循判例的一系列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在普通法系国家，判例法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法律渊源，而判例法之所以能够并得以成为这些国家的重要法律渊源，一方面是由这些国家的法律传统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我们知道，法律是用以规制社会的，而社会具有不可逆转和阻挡的前进性。这就极易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的走在法律的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的缺口的结合，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把这缺口重新打开。”[4] 所以，实践中需要有一种媒介来协调法律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以弥合二者之间的这种“缺口”。而判例法由于本身具有一种成长机制，即：可以通过“法官用创制新判例的手段来修正或废除旧判例，用渐变的方式使法律适应变化了的形势”，[5] 无疑是满足这一需要的途径之一。因此，我们可以有步骤的发展判例法，创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判例制度，以此来平衡法律适应性与其稳定性之间的消长，防止并矫正由于内容的变动性而引发的法律权威瑕疵。
目前，我国尚无判例法，现行法律也未对判例的地位作出明确规定，但实践中的某些做法以及理论上的探究实际上已经为判例在我国司法过程中的运用及判例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开创奠定了良好的根基。如最高人民法院经常在其《公报》中刊载一些典型性的案例以说明和解释有关法律条款的具体运用，而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也往往都会参考这些案例，某些案例由于被长期反复参考，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判例的主要特征，只是缺乏立法上的明确确认而已。此外，理论界对我国古代及国外判例制度的研究已日益成熟。这些都为判例法在我国的创立做了良好的铺垫。
（二）加强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是指特定的机关、组织和个人，依据法理、立法意图与目的，以及语法对某一法律或某一法律规范所作的解答与说明。[6] 它是顺利实施法律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最大限度协调法律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关系，解决不稳定性所产生的法律权威瑕疵的一个重要途径。法律解释的必要性首先是由法律的稳定性要求决定的。法律作为一种规范，在内容方面必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否则，将难以发挥其对人们行为的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和强制作用；而由于任何法律规范都不可能完善无缺，必然存在各种缺漏，为了弥补法律自身所必有的上述缺陷，就有必要对法律作出必要的解释。其次，法律解释的必要性也是法律适应性的一个要求。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情况也不可能静止不变，为了适应这些变化，在法律不宜“朝令夕改”的情况下，有必要通过法律解释来强化法律的适应性。可见，“法律解释在法律未作出修改或另立新法的情况下，通过结合新的情况对法律规范作出正确的解释和说明，既保持了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又能适应已发展了的社会情况。”[7] 是协调法律的稳定性与适应性，矫正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的一个有效策略。当然，法律解释也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即必须在法定权限内进行，且必须与被解释的法律法规协调一致。除此之外，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无论运用何种方法进行法律解释，都还应当把握两条原则：一是要符合立法原意和法律规范的基本精神；二是解释的结果不能损害和破坏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及统一性。[8]否则，这种解释将会对法律本身的权威造成更大的损抑。
（三）在具体法律中，突出基本原则的补充作用。
在许多情况下，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的产生也与我们对各类立法中的基本法律原则的忽视有着很大关系。基本原则是法律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任何部门法律体系中，都存在着围绕一定社会关系而抽象出来的法律原则。”[9] 这些法律原则可分为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而“基本原则体现着法的本质和根本价值，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灵魂，决定着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10] 一般而言，法律作为一种比较定型的规范，是不可能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情形规定得面面俱到、无一遗漏的。所以，实践中，有权机关在裁处具体问题时，经常会陷入没有法律依据的尴尬之中。在我国，这已成为法律频繁变动并进而产生变动性权威瑕疵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假如我们对各类法律中的基本原则予以充分重视和有效利用的话，完全可以避免掉许多这样的尴尬，更可以有效避免对法律的许多不必要的修改。因为，从法理上来说，基本法律原则作为“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对具体法律规定的不足起着本能的弥补作用，它们是法律的内容之一，可以直接成为有权机关处理有关问题时的法律依据。而恰恰由于我们忽视了基本原则的这种弥补作用，对这些原则未能予以充分有效的利用，才导致了实践中在处理某些问题时找不到直接法律依据的情况的大量发生，而这类情况的不断增多又使得修改相应立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最终导致法律的频繁变动和变动性权威瑕疵的产生（事实上，许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真得找不到直接法律依据，只不过，传统执法和司法格式下所形成的不当思维使我们没有将基本法律原则也作为法律的内容之一来加以审视，从而导致这些原则逐渐被“冰冻”而最终成为纯粹纸面化的规范。）。当前，在我国现行各部门法律中，都有一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基本原则，如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自愿原则，刑法中的罪罚一致原则，环境法中的预防为主原则等等，这些原则在维护法律的稳定性与统一性，预防和矫治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这些原则，今后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中都应当予以充分有效地重视和利用。
（四）提高立法的质量
法律始终是对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的反映，其作用主要是确认、保护和发展一定的社会秩序，因此，法律一般是对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但另一方面，法律也是对人们未来活动的一种预见性指导。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顺利进行，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关系急剧变动，各种新的矛盾不断涌现。总结性立法由于具有滞后性这一先天缺陷，必然会导致法律为了适应社会关系的变化而进行频繁的废弃或修改，从而破坏了法律的稳定性并进而对其应有权威造成一定损抑。就目前来看，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在我国当代各类立法中频繁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立法大都是在“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总结性立法指导思想的指导下制定的，这就使得上述立法质量不高，缺乏足够的预见性和适应性，以致立法者不得不通过牺牲法律稳定性的方式来成全其适应性。因此，在矫正法律的变动性权威瑕疵方面，治本之道应当是提高立法的质量，增强其科学性和预见性，使其保持长久的生命力，以减少今后对其修改的可能性。为此，笔者以为，除应当加强相应立法理论的研究之外，应在我国大力提倡以专家立法为主的新型立法模式。当前，我国立法的质量普遍较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成熟和科学的立法理论作指导。所以，加强相关立法理论的研究便显得极为必要。此外，我国现行的立法模式也是制约立法质量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我国现行的立法模式是由国家的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这种立法模式尽管可以集思广益、有利于充分体现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但由于人大代表的层次参差不齐，许多人根本就不具备应有的学识，也不懂立法的实质性要求，导致立法的生命力不强，缺乏本应有的权威。而如果采用以专家立法为主的立法模式，由于绝大多数专家都是相关领域的权威人士，深谙本行业的具体内情，且普遍具有一定的法律素养，了解国内外相关的立法例，故而能够较好地保证立法的质量，防止法律产生变动性权威瑕疵。
当然，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的矫正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立法工程，要真正实现法律具有健康的权威，仅有理论上的探讨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做多方面的实际工作。今后，随着理论界对法律变动性权威瑕疵这一问题的逐步重视，我们在具体协调法律的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关系方面必将会有更多抑或更可行的方案，在此基础上，我国法律的质量必将会有较大的提升，法律必也将会以其健康和至上的权威而在我国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本文发表于《同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零星建设工程规划管理办法等三件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零星建设工程规划管理办法等三件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沪府发〔2012〕25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对《上海市零星建设工程规划管理办法》等三件市政府规范性文件作如下修改：
一、将《上海市零星建设工程规划管理办法》（沪府发〔1999〕39号）第三十八条修改为：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市或者区、县规划管理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予以行政处罚。
二、将《上海市闲置土地临时绿化管理暂行办法》（沪府发〔2000〕39号）第十三条修改为：
对破坏临时绿地的违法行为，由市或者区、县绿化管理部门依据《上海市绿化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给予行政处罚。
对违反规划、土地等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由规划、土地等管理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给予行政处罚。
三、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扩大浦东新区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范围的决定》（沪府发〔2006〕18号）第一条修改为：
浦东新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以下简称“浦东新区城管综合执法部门”）负责浦东新区（浦东国际机场地区除外）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包括与行政处罚权相关的行政强制权和行政检查权，下同）。
上述市政府规范性文件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发布，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上海市人民政府
二○一二年三月十日
上海市零星建设工程规划管理办法
（1999年10月25日沪府发〔1999〕39号文发布，根据2012年3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零星建设工程规划管理办法等三件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通知》修改）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本市零星建设工程规划管理，根据《上海市城市规划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词语含义）
本办法所称零星建设工程，包括棚户简屋的修建、建制镇的个人住房建设、沿城市道路的房屋门面装修以及户外广告设施的安装。
本办法所称棚户简屋的修建，是指低于二级旧里标准（不含二级旧里）的居住房屋的加层、升高、拆除重建以及改变主体承重结构的大修。
本办法所称建制镇的个人住房建设，是指建制镇的个人在原住房用地或者经规划调整的个人住房用地范围内，建造居住房屋。
本办法所称沿城市道路的房屋门面装修，是指沿城市道路两侧的房屋设置门窗、橱窗、招牌以及其他门面装修、装饰工程。
第三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范围，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本办法中沿城市道路的房屋门面装修的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
（二）本办法中棚户简屋的修建的规定，适用于本市市区以及浦东新区设立街道建制的地区；
（三）本办法中建制镇的个人住房建设的规定，适用于本市建制镇镇政府所在地的规划区。
户外广告设施安装的具体要求，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零星建设工程一般规定）
零星建设工程应当符合城市规划、防火等要求。
零星建设工程应当在排水、通风、采光以及施工等方面处理好与相邻方的关系。
第五条（管理部门）
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以下简称市规划局）是本市零星建设工程的规划主管部门。
浦东新区以及其他区、县城市规划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区、县规划管理部门）根据各自权限，负责所辖区域内零星建设工程的规划管理工作。
本市房地、市政、市容、工商、公安、消防、园林、环境卫生、环境保护、文物保护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二章棚户简屋的修建
第六条（棚户简屋地区改建）
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棚户简屋地区改建的管理，制定本区、县棚户简屋地区改建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七条（可以申请修建的情形以及居住人口的计算）
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区、县的实际情况，规定可以申请修建棚户简屋的情形以及居住人口的计算方式，并公布执行。
第八条（禁止修建的情形）
除危险房屋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棚户简屋不得修建：
（一）已列入地区改建计划的；
（二）位于道路规划红线内，且已列入道路拓建计划的；
（三）占用河道、高压供电走廊、绿地的；
（四）压占地下管线或者依附防汛墙的；
（五）修建或者建造后将加剧影响道路交通或者消防安全的；
（六）位于按照规划建成的地区或者规划保留的旧区居住街坊、里弄、花园住宅、公寓等处的；
（七）法律、法规、规章禁止修建或者建造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限制修建的情形）
有本办法第八条所列情形之一，但属危险房屋的，可以申请修建棚户简屋，修建时不得超过原建筑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
第十条（面积、层数、高度限制）
修建棚户简屋，不得超过原建筑占地面积，并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人均建筑面积应当符合区、县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且最高不得超过12平方米；
（二）建筑层数不得超过3层；
（三）一层建筑高度不得超过4米，二层建筑高度不得超过6米，三层建筑高度不得超过8米。
第十一条（建筑占地位置）
拆除重建棚户简屋，一般不得超出原建筑占地边界，但原边界畸零不规则或者压占城市道路规划红线、消防通道的，经区、县规划管理部门核准，可以适当调整建筑占地边界。
第十二条（棚户简屋修建的建筑间距限制）
修建的棚户简屋与相邻棚户简屋的间距，应当符合下列标准：
（一）山墙间距
1.拆除重建并加层或者升高的，二层以下建筑的山墙间距不得小于0.6米，三层建筑的山墙间距不得小于0.8米；
2.在原建筑基础上加层或者升高的，二层以下建筑的山墙间距不得小于0.6米，三层建筑的山墙间距不得小于0.8米；
3.非加层、非升高的，山墙间距不得小于原间距。
（二）其他建筑间距
1.拆除重建并加层或者升高的，二层以下建筑的间距不得小于2米，三层建筑的间距不得小于3米；
2.在原建筑基础上加层或者升高的，建筑第二层的间距不得小于2米、建筑第三层的间距不得小于3米；
3.非加层、非升高的，建筑间距不得小于原间距。
修建的棚户简屋与相邻非棚户简屋建筑的间距，按照《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以下简称《技术规定》）第四章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特殊情况下的建筑间距处理）
因特殊困难，修建棚户简屋难以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执行的，经区、县规划管理部门核准，可以调整建筑间距，但申请人应当征得区、县规划管理部门确定的受影响的相邻方的书面同意。
第十四条（建筑要求）
修建棚户简屋，应当符合下列建筑要求：
（一）拆除重建、新建的住房应当达到三级耐火等级；
（二）不得侵占原消防通道；
（三）山墙上不得新开设门和窗户；
（四）不得在相邻的围墙上搭建房屋。
第十五条（危房鉴定）
需认定为危险房屋的，应当经具有资质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鉴定，并取得危险房屋的证明文件后，方可确定为危险房屋。
第三章建制镇的个人住房建设
第十六条（可以申请建造建制镇的个人住房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建造建制镇的个人住房：
（一）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区、县人民政府规定的许可建房标准内；
（二）达到法定结婚年龄，无结婚用房的；
（三）非配偶成年男女居住一室且无法分室居住的；
（四）房屋破旧、地势低洼、阴暗潮湿，不具备基本的居住卫生条件的；
（五）受市政建设影响，需要改建的；
（六）属危险房屋的。
第十七条（限制建造建制镇的个人住房的情形）
有本办法第十六条第（四）项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建造建制镇的个人住房，但不得超过原住房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
（一）房屋所有权人户口不在房屋所在地的；
（二）因房屋出售、出租或者改变使用性质，造成居住困难的。
有本办法第八条所列情形之一，但属危险房屋的，可以申请建造建制镇的个人住房，建造时不得超过原住房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
第十八条（居住人口计算）
建造建制镇的个人住房，按申请之日常住户口计算居住人口，其中领取本市独生子女证书的独生子女，按2人计算。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常住户口，不计入居住人口：
（一）他处有住房且居住不困难的；
（二）因入托、入学等原因，户口报在申请人处，但其父母在本市另有住房的。
建造建制镇的个人住房，非常住户口可以计入居住人口的具体范围，由区、县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九条（面积、层数、高度限制）
建造建制镇的个人住房，不得超过原住房占地面积，人均建筑面积应当按照区、县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执行，但最高不得超过25平方米；建筑层数不得超过3层；每层的高度不得超过3.2米。
第二十条（建筑占地位置）
建造建制镇的个人住房，一般不得超出原住房占地边界，但原边界畸零不规则或者压占城市道路规划红线、消防通道的，经区、县规划管理部门核准，可以适当调整住房占地边界。
区、县规划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批准的建制镇城市规划，调整建制镇个人住房用地，使之相对集中。
第二十一条（建制镇的个人住房建设的建筑间距限制）
建制镇的个人住房的建筑间距，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建制镇新区，按照《技术规定》第四章郊县城镇的标准执行；
（二）建制镇旧区，按照《技术规定》第四章市区的标准执行；
（三）建制镇旧区中建筑特别密集的地区，按照《技术规定》第四章第二十八条规定执行。
上述区域的具体划分，由区、县规划管理部门确定。
第二十二条（特殊情况下的建筑间距处理）
因特殊困难，建造建制镇的个人住房难以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执行的，经区、县规划管理部门核准，可以调整建筑间距，但申请人应当征得区、县规划管理部门确定的受影响的相邻方的书面同意。
第二十三条（禁止建造的情形、建筑要求和危房鉴定）
建制镇的个人住房建设的禁止情形、建筑要求和危房鉴定，按照本办法第八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执行。
第四章沿城市道路的房屋门面装修
第二十四条（装修要求）
沿城市道路的房屋门面装修的外形、尺度、色彩应当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同幢房屋门面装修的外形、尺度、色彩应当协调，招牌位置、尺度应当尽可能统一。
第二十五条（装修范围）
同幢房屋属于不同产权人、使用人的，门面装修占用的外墙面和外部空间不得超出申请人使用房屋的部位；确需超出的，申请人应当征得其他产权人、使用人的书面同意。
第二十六条（紧贴或者压占道路红线的建筑附属物）
沿城市道路的建筑附属物紧贴或者压占城市道路规划红线的，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招牌外挑宽度不得大于1米，招牌底部离室外地面的净高度不得小于3米，且不得影响各种架空线网和行道树；
（二）向外开门的，门樘的后退距离不得小于门的宽度；
（三）向外开窗的，窗扇底部离室外地面的净高度不得小于25米，窗扇外挑宽度不得大于0.4米；
（四）台阶、平台、橱窗、建筑装饰物等不得占用城市道路。
第二十七条（退让道路红线的建筑附属物）
沿城市道路的房屋的台阶、平台、橱窗、建筑装饰物等，不得超越城市道路规划红线。在规定的退让城市道路规划红线距离内，外挑的雨篷、平台、招牌、建筑装饰物等离室外地面的净高度不得小于3米；外挑宽度由区、县规划管理部门核定。
退让城市道路规划红线的距离不足1米的，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保护建筑装修）
沿城市道路的优秀近代建筑及其建设控制地带内其他建筑的门面装修，除遵守本办法规定外，还应当遵守本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五章零星建设工程的申请、审批和监督检查
第二十九条（申请主体）
修建棚户简屋的申请，由棚户简屋的所有人提出。
建制镇个人住房建设的申请，由原住房用地的使用人提出。
沿城市道路的房屋门面装修的申请，由沿城市道路房屋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提出。
第三十条（审批部门）
零星建设工程的规划审批，由工程所在地的区、县规划管理部门负责。零星建设工程涉及人民广场、中央商务区、市级商业街和文物保护单位、优秀近代建筑的，其设计方案应当由区、县规划管理部门报市规划局审核。
第三十一条（修建棚户简屋的申请）
申请修建棚户简屋，应当填报申请表，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房屋所有权证明；
（二）常住户籍证明；
（三）土地使用证明；
（四）建筑平面图。
除前款规定的材料外，属危险房屋的，还应当提供危房鉴定证明；修建的建筑达到三层的，还应当提供具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或者复核的设计图纸。
第三十二条（建造建制镇的个人住房的申请）
申请建造建制镇的个人住房，应当填报申请表，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原住房用地的土地使用证明；
（二）常住户籍证明；
（三）建筑平面图。
除前款规定的材料外，属危险房屋的，还应当提供危房鉴定证明；建造的建筑达到三层的，还应当提供具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或者复核的设计图纸。
第三十三条（沿城市道路的房屋门面装修的申请）
申请从事沿城市道路的房屋门面装修，应当填报申请表，并提供房屋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明；由房屋使用权人提出申请的，还应当提供房屋所有权人同意进行房屋门面装修的书面意见；位于主要商业街的，还应当提供彩色效果图。
除前款规定外，沿城市道路的房屋门面装修对城市规划或者城市景观有较大影响的，还应当提供具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或者复核的设计图纸，具体范围由市规划局确定。
第三十四条（审批期限）
区、县规划管理部门受理零星建设工程申请后，应当在法定工作日20日内作出审核决定。经审核同意的，发给《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零星）》；经审核不同意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市规划局审核涉及人民广场地区、中央商务区、市级商业街和文物保护单位、优秀近代建筑的零星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应当在法定工作日7日内作出审核决定。
沿城市道路的房屋门面装修涉及相关管理部门的，区、县规划管理部门应当书面征询相关管理部门的意见。相关管理部门应当在法定工作日7日内提出书面意见。
第三十五条（复验）
修建棚户简屋或者建造建制镇的个人住房，属拆除重建的，申请人应当在现场放样后，申请原审批部门派员复验，并报告开工日期，经复验无误后方可开工。
原审批部门收到申请后，应当在法定工作日7日内复验完毕。
第三十六条（开工）
申请人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零星）》后，应当在6个月内开工；无法在期限内开工的，可以在到期之日前10日向原审批部门申请延期一次，延长期不得超过6个月。
逾期未开工又未申请延期或者申请延期未经批准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零星）》即行失效。
第三十七条（竣工规划验收）
零星建设工程竣工后，申请人应当申请原审批部门进行规划验收。原审批部门收到申请后，应当在法定工作日15日内予以验收。经验收合格的，发给验收合格证明。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违法行为的处理）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市或者区、县规划管理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予以行政处罚。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九条（有关用语的含义）
市区，是指黄浦、南市、卢湾、徐汇、长宁、静安、普陀、闸北、虹口、杨浦等10个区。
其他建筑间距，包括建筑物平行布置、垂直布置、既非平行也非垂直布置等状态下的建筑间距。
三级耐火等级，是指墙、柱、梁、楼板、楼梯为非燃烧体，房屋隔墙、吊顶（包括吊顶搁栅）为难燃烧体，屋顶承重构件可为燃烧体。
第四十条（应用解释部门）
市规划局可以对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进行解释。
第四十一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
上海市闲置土地临时绿化管理暂行办法
(2000年8月7日沪府发〔2000〕39号发布，根据2012年3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零星建设工程规划管理办法等三件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通知》修改)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了充分利用闲置的土地建设临时绿地，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市容景观，并加强临时绿地管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闲置的土地具备绿化条件的，可以建设临时绿地，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建设临时绿地：
（一）沿城市道路、河道的建设项目依法带征道路规划红线、河道规划蓝线内的土地，尚未实施道路、河道拓建的；
（二）属政府依法储备的土地的。
闲置的土地原为耕地的，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管理部门）
市绿化管理部门和市土地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别负责本市临时绿地的绿化管理和土地管理。
市或者区、县规划、建设以及其他相关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四条（责任单位）
临时绿地的建设、养护，由建设用地单位负责。
利用本办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土地建设临时绿地的，由市或者区、县绿化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利用本办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土地建设临时绿地的，由储备土地的管理单位负责建设、养护。
第五条（临时绿地的建设）
临时绿地的建设应当因地制宜、统筹安排，与计划建设项目的配套绿化相结合，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临时绿地的建设，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建设用地单位向市或者区、县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二）市或者区、县土地管理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日内，作出书面决定；
（三）市或者区、县土地管理部门同意建设临时绿地的，建设用地单位应当自市或者区、县土地管理部门同意之日起10日内，与区、县绿化管理部门签订《临时绿地建设养护责任书》；
（四）建设用地单位自《临时绿地建设养护责任书》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临时绿地建设，但因不可抗力致无法完成的除外；
（五）区、县绿化管理部门对临时绿地进行竣工验收，经验收合格的，出具验收合格证明。
第六条（建设、养护标准）
临时绿地的建设、养护标准，参照不低于三级（含三级）公共绿地的标准执行。主要景观道路两侧的临时绿地，应当适当提高建设、养护标准。
第七条（挂牌管理及对公众开放）
临时绿地建成后，应当在醒目位置设立标牌，标明临时绿地的性质、范围和建设、养护责任单位。
建成的临时绿地应当对公众开放。
第八条（临时绿地的撤除和保留）
因建设需要撤除临时绿地的，临时绿地建设单位应当在撤除临时绿地前60日，向区、县绿化管理部门办理撤除备案手续，明确撤除临时绿地的时间并公开告示。区、县绿化管理部门应当在办理备案手续后，出具备案回执，载明撤除临时绿地的时间。
撤除临时绿地时，对临时绿地内的树木应当予以迁移，不得砍伐；需迁移临时绿地内树木的，区、县绿化管理部门应当在办理备案手续的同时，办理树木迁移手续。
因城市规划调整，临时绿地需转为永久性绿地的，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可以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并给予原用地单位相应补偿。
第九条（撤除临时绿地后补签合同）
属有偿使用国有土地的，建设用地单位可以在撤除临时绿地后，与市或者区、县土地管理部门签订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的补充合同，对延长有偿使用国有土地期限以及其他权利、义务作出补充规定。
签订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的补充合同，建设用地单位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市或者区、县土地管理部门同意建设临时绿地的书面决定；
（二）区、县绿化管理部门出具的临时绿地竣工验收合格证明；
（三）区、县绿化管理部门出具的撤除临时绿地备案回执。
第十条（优惠申请）
临时绿地存续期间超过1年（含1年）的，建设临时绿地的建设用地单位可以向市或者区、县土地管理部门申请享受以下优惠：
（一）临时绿地存续期间免缴土地闲置费；
（二）临时绿地存续期不计入土地使用期限；
（三）法律、法规、规章和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优惠。
第十一条（通报制度）
区、县绿化管理部门应当将本辖区内临时绿地的建设、撤除情况报市绿化管理部门备案，并通报区、县规划、土地管理部门。
第十二条（单列统计）
市和区、县绿化管理部门在进行公共绿地面积统计时，应当单列统计临时绿地的建成面积。
第十三条（法律责任）
对破坏临时绿地的违法行为，由市或者区、县绿化管理部门依据《上海市绿化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给予行政处罚。
对违反规划、土地等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由规划、土地等管理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给予行政处罚。
第十四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00年11月1日起施行。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扩大浦东新区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范围的决定
（2006年7月1日沪府发〔2006〕18号文发布，根据《2012年3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零星建设工程规划管理办法等三件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通知》修改）
为了落实国务院批准的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方案，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国发〔2002〕17号），市政府决定，扩大浦东新区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现就有关事项作如下决定：
一、关于浦东新区负责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机构
浦东新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以下简称“浦东新区城管综合执法部门”）负责浦东新区（浦东国际机场地区除外）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包括与行政处罚权相关的行政强制权和行政检查权，下同）。
二、关于浦东新区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
浦东新区城管综合执法部门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在市政府发布的《上海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的基础上扩大，具体如下：
（一）依据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违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的违法行为行使行政处罚权。
（二）依据市政工程管理方面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违反除高速公路、封闭式城市快速路以外的城市道路、公路、桥梁及其附属设施管理的违法行为行使行政处罚权。
（三）依据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除古树名木和绿化建设外的违法行为行使行政处罚权。
（四）依据水务管理方面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违反水务管理的违法行为行使行政处罚权。
（五）依据环境保护管理方面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下列不需要经过仪器测试即可判定的违法行为行使行政处罚权：
1.在非指定地区焚烧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2.道路运输、堆场作业等产生扬尘，污染环境；
不分页显示 总共2页 1 [2]
下一页